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论的关键是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绿色金融能有效动员和激励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推动培育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是破解“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资金难题的有效措施，是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关键政策机制。

绿水青山不会自己变成金山银山，而是需要借助资金、技术、人力、制度等的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短评中提出，“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 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也就是说，将优质生态环境的价值通过农业、工业和旅游业等“载体”体现出来。根据我国各地“两山”实践的情况来看，打通“两山” 转化通道可以归纳为两种模式， 一是“绿水青山”经过产业化运作后直接转为“金山银山”， 二是“绿水青山”可以吸引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人才、技术等重要因素。

将生态财富直接转为经济财富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指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结合本地特有的生态环境资源、气候条件和资源禀赋， 以绿色消费为导向，发展有特色的、安全的生态农产品，助力当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例如，湖南省邵阳县自2007年将油茶产业作为全县农业特色产业来发展，通过整合涉农资金、财政资金、银行绿色贷款、社会投资等方式，筹措资金5.3亿元支持油茶产业。当前全县已培育油茶类林业产业龙头企业14家，打造规模油茶示范基地69个，油茶林发展到68.4万亩（合45600公顷），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7.8%，茶油产值增长到18亿元，极大地提升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及百姓生活质量。邵阳油茶已被列为首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发展绿色低碳的生态工业。一方面，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推动原有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型升级。例如，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通过产能淘汰和兼并重组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全县铅蓄电池企业由225家下降到16家，产能增加14倍，税收增加近6倍。另一方面，利用本地生态环境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加工业。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不断进行技术改革创新，利用本地竹子资源发展椅业、木地板、竹制品等产业，在相关市场占据了较高的比率，收益颇丰。

开创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将乡村特有的绿水青山与乡土文明禀赋，与现代科技创新与循环经济相结合，以“生态＋”与“旅游＋”为路径， 把乡村的生活、生产、生态融为一体，将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本，为乡村发展带来新优势。例如，2014年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以“公司＋村＋ 家庭农场”的模式，启动了全国首个家庭农场集聚区和示范区建设， 形成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截至2019年，全国已创建了388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打造了710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和248个“中国美丽田园”。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超30亿人次，营业收入超8000 亿元，呈现出产业规模化、经营集约化、内涵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依托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吸引发展要素，间接实现“金山银山”

依托自然资源本底， 利用良好生态环境引聚外来资本、先进技术、高质量人才、高品质项目等经济发展要素，助力经济发展。例如，落地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的华为青浦研发基地之所以选择金泽镇， 很大原因是金泽镇优美的自然环境。作为上海水源地的核心区域，金泽镇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着生态绿色的发展理念， 森林覆盖率达到18%，整体水面率达到25%，有“一级空气二级水”之称。华为研发基地占地100公顷左右，总投资近100亿元，预计导入3万～4万名科技研发人才。其建设目标是打造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具有领先地位的研发中心。再如，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依托自然竹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竹产业，依托国际竹藤中心、西部竹产业联盟和部分高校，打造出了国际竹藤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西南分站、国际竹藤中心西南科技培训基地、“现代工匠”培训基地等多个人才技术培育基地。

绿水青山不会自己变成金山银山， 而是需要借助资金、技术、人力、制度等的推动。其中，资金难题可以通过绿色金融得到有效解决。绿色金融在打通“两山”转化通道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绿色金融作用机制

绿色金融是实现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助推器。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产出的优良生态产品，绿水青山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必需的自然生态环境，具有外在的、显性的自然价值。同时，作为优质、稀缺的生态产品，绿水青山还具有内在的、隐性的价值。当对这种具有价值的生态产品进行产业运作或产权运作等经济运作之后，就可以实现自然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资本财富的升华，从而实现更高的有形经济收益。推动自然资本的产业化运作，发展生态化产业和产业生态化，主要是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生态高技术产业等，以及通过吸引项目人才发展产业。在这个过程中，绿色金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见图1）。绿色金融不仅能够支持污染治理与碳减排，改善环境质量、应对气候变化，更能推动资源型产业及高效资源利用产业的发展， 促进绿色资源开发、资源高效利用和产业升级。

图1 绿色金融助力“两山”转化的作用机制

绿色金融支持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绿色产业项目，其核心在于实现资金要素的绿色配置， 关键在于确保资金能够流向绿色产业，提供自然资本产业运作所缺乏的土地、劳动、技术、厂房设备等生产要素，解决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过程中“钱从哪里来”这个关键问题，从而促进生态化产业和产业生态化的发展。关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绿色金融能够引导资源流向、促进产业升级，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绿色转型，从而解决了“产业往哪里转”的问题。

此外， 绿色金融还可以发挥咨询、结算等作用，促进生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例如，参与区域生态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提供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融资方案；为区域生态经济项目库提供项目来源，为区域生态经济项目立项提供决策建议；向区域生态经济项目提供资金结算服务，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

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绿色金融实践探索

我国多地在实践“两山”理论过程中，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手段为载体，依托生态资源优势，通过创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创新发展绿色金融产品、推进碳汇项目交易等多种手段，积极探索利用金融手段提高生态资源转化为市场价值的效率。

通过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探索有效模式。2017年6月，贵州省贵安新区被国务院确定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利用金融手段实现其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贵安新区从五个方面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创新了绿色金融组织体系，成立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贵安新区绿色金融港管委会和贵安新区绿色金融自律组织，促进绿色金融机构和绿色金融业务的迅速开展；创新了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制定《贵安新区关于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贵安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任务清单》等政策文件，从政策制度上保障贵安新区绿色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创新了绿色项目认证体系的“贵安标准”，建设“绿色金融＋大数据”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降低绿色金融信息成本、风险管理成本；创新了绿色金融风控体系，建立健全绿色项目风险补偿机制，切实提高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积极性；创新了绿色金融工具和产品体系设计，例如，制定猕猴桃循环贷方案，为国家重点扶贫县的猕猴桃产业提供3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等。

积极创新发展绿色金融产品。作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浙江省衢州市近年来积极运用金融手段大力推进生态环保产业发展，创新了绿色基金、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相关金融产品：开展无形资产、环境权益类和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无缝续贷、投贷联动、债转股、债股结合等绿色信贷产品；积极探索政府产业基金与私募可转债结合模式，发行全国首单“私募绿色双创金融可转债”；积极发行绿色金融债，支持本地绿色项目建设；形成绿色保险，在全国首创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综合责任保险，建立“保险＋过程管理”的保险综合服务新机制，实现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全流程的科学管控；首创生猪保险及无害化处理联动机制保障了“舌尖上的安全”，从源头解决了畜禽养殖的环境污染，并在全省全面推广；探索绿色金融支持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大力助推老化工基地实现绿色转型；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支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重视推进碳汇项目等环境权益交易。2017 年9月，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一点碳汇专项基金执行委员会与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签约，全面实施“一点碳汇点绿成金”开化专项计划，主要是依托开化县当地生态资源优势和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碳汇资源开发优势，撬动开化县林业碳汇指标的精准生产、开发、收储，全面推动开化地区生态价值化，帮助开化县林农通过“卖空气”增收，打造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新途径。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 可以依靠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的综合运用，支持“两山”转化过程中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重点领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建议通过启动绿色金融2.0改革、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两山”转化中的作用。

启动绿色金融2.0改革

健全绿色金融法规政策体系。尽管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但由于对绿色金融的认识水平较浅、绿色金融发展起步实践较晚， 相关法律体系尚未健全， 目前的绿色金融发展阶段可认为在绿色金融1.0阶段，建议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体系改革， 推动改革进入绿色金融2.0阶段，形成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法律政策体系，使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尽快制定并完善包括绿色金融基本法规、监管制度等在内的法规体系，更加清晰地界定绿色金融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以绿色信贷为例，可以借鉴美国《超级基金法》等做法，适时修改《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充分体现银行对项目环境影响的法定审查义务和法律责任。

完善多部门协作共建机制。尽快出台“ 全面实施环保信用评价的指导意见”，健全环保信用评价和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推动建立生态环境部门、财政部门和相关金融机构对话机制，定期沟通交流信息，共同研究解决推进绿色金融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将企业环保信用评级、企业环境违法违规等信息纳入金融信息基础数据库，破解“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搭建绿色金融大数据综合服务系统。

创新多样化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

探索绿色信贷新模式。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研发能源效率贷款、节能减排专项贷款等绿色信贷产品；推进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等领域的绿色信贷产品创新，加大对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和水污染等防治的支持力度；鼓励银行将拥有碳配额企业的可交易碳资产作为质押或补充担保物；鼓励银行探索以主要污染物排放权、节能环保项目经营权、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收益权、绿色工程项目收费权和收益权等特许经营权作为质押，为绿色交通、集中供热、垃圾处理等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推广知识产权质押等信贷产品，加大轻资产科技型企业信贷投入；继续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 拓展农村抵（质）押物范围，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水平。

建立国际一流的绿色债券市场。加快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放权、节能环保项目特许经营权、绿色工程项目收费权和收益权等抵（质）押融资模式创新，实现主要债券品种发行全覆盖。对于企业，一方面要通过资产重组、资产注入、财政支持等形式促使企业满足发行绿色债券的条件；另一方面应鼓励生态环保企业通过发行绿色企业债券、绿色公司债券以及使用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方式筹集资金，支持发行中小企业绿色集合债， 提高中小企业的资金可获得性。对于金融机构， 支持金融机构与非金融企业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或资产支持票据、项目收益票据，推动银行间绿色债券市场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保障。

建立市场化绿色保险机制。积极对接保险机构，吸引保险资金投入绿色项目。创新绿色保险的险种类型，完善环境污染责任险，增设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相关巨灾保险、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农业保险理赔等新的险种。深化保险支持“两山”实践的机制建设，着力提高环境高风险领域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公众场所火灾责任保险、电梯安全责任保险、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覆盖率。

鼓励因地制宜设立“两山”绿色发展基金。设立以财政引导为辅、社会资本投入为主，市场化运作的“两山”绿色发展基金，重点支持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绿色产业发展等绿色发展领域的项目。例如，浙江省推动银行、证券、私募机构与各级政府积极合作设立绿色基金。华夏银行设立专门支持“两山”发源地—湖州绿色发展的“绿色青山专项基金”，总规模100亿元，已完成投资36亿元，支持绿色项目22个。“两山”试验区—衢州采用母子基金架构方式运行设立绿色产业引导基金，首期规模10亿元，已完成项目投资8亿元。积极运用绿色PPP模式，衢州已运营和签约的绿色PPP项目39个，总投资152亿元。

推进绿色金融服务新模式。推动发展投贷联动等业务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生态农业等领域的绿色信贷产品创新。推广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和合同环境服务融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以绿色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产品，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支持绿色企业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提高金融支付的智慧化水平， 推进电子商业汇票、手机支付等绿色支付工具应用，促进金融服务绿色化。鼓励基金（如产业基金、私募基金等）、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专业性中介机构等依法合规为绿色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 两山” 绿色项目库机制。“ 两山” 绿色项目库是支撑绿色金融服务“两山”实践的载体，提供防范金融风险和绿色金融政策支持的平台。健全标准体系是构建“两山”项目库的关键，既要体现对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技术指引的作用，也要体现实现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精准激励、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精准对接的重要保障。建议在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的基础上， 进一步出台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的认证标准，地方在国家基础上可以建立地方性绿色标准体系， 据此制定并出台绿色项目清单，梳理今后一段时间内准备实施的绿色项目，形成“两山”绿色项目库。

强化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机制。根据国际经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不仅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一些经济体通过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体系、提供财政税收支持、完善担保机制等措施，在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撬动私营部门绿色投资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此，需要立足我国国情，研究制定市场驱动和政府引导的双重激励约束机制，设立绿色信贷贴息基金和绿色信贷风险准备金，通过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准备金补偿等激励方式，发挥好环保、财税、担保等政策在绿色金融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改善绿色项目的收益性和现金流，切实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吸引金融机构积极投入绿色金融建设中。

建设“ 两山” 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搭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将金融机构、企业、项目等相关信息纳入进来，促进金融资本与企业（项目）的对接。例如，金融机构在平台上发布众多金融产品，有助于企业的选择；融资主体在平台上共享环境治理、用水用电、节水节能、污染排放、诉讼、执行、资产等资料信息，有助于金融机构审查评估企业（项目）的风险；企业在平台上发布融资需求， 有助于金融机构评估与竞争。

作者：程翠云 李雅婷 董战峰

（程翠云系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研究员 ；李雅婷系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助理研究员 ；董战峰系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董战峰系本文通讯作者）

来源:《环境保护》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