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绿色金融制度建设加快推进、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产业引导作用和示范效应不断显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规范引导方式和由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自主创新方式之间有效互动的发展格局逐渐形成。但是，要清醒认识到，绿色金融发展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政府和市场在绿色金融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边界；ESG理念推广普及；环境风险的测算、缓解和预防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建设；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和新兴低碳产业的培育；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等。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经济金融系统造成严重挑战，世界经济下行趋势成为大概率事件，也对从构建人类命运体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新的要求。发展绿色金融，优化绿色投资环境，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壮大绿色经济新动能，可以有效对冲疫情影响，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强化国家减排目标的引领作用

全球性的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退化和局域性各种环境污染给人类生存发展和经济金融系统的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在创造经济高速增长和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为落实减排目标任务，一批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高耗能产业改造升级项目快速推进，我国绿色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取得显著效果。

在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过程中，低碳交通、绿色建筑、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亮点突出、成绩斐然。我国风力、光伏等清洁能源行业全球领先，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全球第一，储能电站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提速，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水泥行业纯低温余热发电、二氧化碳捕集纯化和印染行业水污染处理等一系列节能减排工艺和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效降低碳排放的一批智慧城市、绿色低碳产业不断落地，这些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依靠技术和产品升级、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推动节能减排，是落实国家减排规划和目标任务的最好例证。2005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制度，引领和指导节能减排工作开展。一是“十一五”规划，将单位GDP能耗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设置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两个指标，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二是“十三五”规划，将空气质量PM2.5、地表水质量等列入约束性指标，资源环境指标从此前的8项增加至10项，且全部是约束性指标。一系列规划目标的确立，为节能减排提供可量化、可追踪、可报告、易核实的依据。

正是有了碳排放达峰、碳排放强度下降、各类污染物排放降低、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等一系列国家减排目标的确立，引导了一大批节能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推进和实施，进而带动了以铁路和轨道交通装备、节能环保产品和设备、可再生能源产品和设备、高能效家用消费品等为标志的绿色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并为绿色金融切入节能环保项目和绿色产业展现了广阔的空间。国家减排目标引领、重大项目实施、绿色产业发展、绿色金融发力已经初步形成了良性的正循环。因此，进一步发挥国家减排目标的引领作用对绿色金融发展至关重要。

从全球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碳排放量减少规模要远远大于之前任何的一次危机。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研究，2020年世界能源使用量将减少6%，英国研究机构Carbon Brief预测，今年全球碳排放量将下降4%〜8%，大约在20亿吨〜30亿吨。但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减排效果是暂时的，长效机制的建立才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关键。对全球大多数国家而言，城市化、工业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实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有效控制两者间的平衡，必须约束高碳搁浅资产的增长，设置明确的低碳发展目标，以更大的勇气、共识和决心，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历史性挑战，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引领作用，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治理良性循环。

将财税激励与市场激励更好结合起来

为市场提供绿色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具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属性或正外部性。鼓励、支持和引导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推动符合绿色发展理念和市场需求的绿色产品可持续供给，打造有利于投资、生产和消费绿色化转型的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的作用在于基础性和配套制度设计，运用财政、税收等方式和工具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市场的作用要突出供求、价格和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绿色投入和产出提供市场化、货币化转换的通道。

要充分发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为生态价值的实现提供基础性保障和政策性支持。绿色发展并不是以单一利润导向作为主要目标，而是追求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多目标的统一，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愿景。对于投资绿色产业、项目和开展绿色生产活动的市场主体而言，普遍面临资金投入大、收益回报周期长、技术设备转换成本和绿色产品、服务价格高、特殊风险暴露以及因技术不稳定和缺乏相应标准认证造成的市场低认同等问题，在缺乏对生态价值进行确认、计量和评估以及交易市场、制度和机制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市场主体进行绿色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被抑制，“洗绿”行为可能不断发生，绿色经济陷入“柠檬市场”的发展悖论。因此，必要的财税激励对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培育绿色产业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一是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手段，直接为参与绿色投资、生产和消费的市场主体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降低相关主体的成本压力，激活消费潜力；二是发挥各级政府融资担保机构和各类产业引导基金的作用，发起设立以服务绿色技术、项目和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基金，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运用公共资本的杠杆作用撬动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引导资金等各类资源共同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在设计财税激励的政策、方向和力度时，要重点关注有助于碳减排、以自然方式进行污染物降解和通过流域治理或生态修复完成自然景观再造、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绿色农业等领域。

突出价格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支持碳交易的基础设施和平台。降低对高碳能源的依赖，减少能耗和碳排放，是发展低碳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而加快碳金融和其他排污权交易市场建设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机制和制度安排。发展碳金融和其他排污权交易市场，要依靠市场化手段实现碳排放权（量）的认证及其收益的标准量化，并使其具有公开交易属性和市场定价基础，通过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为市场主体主动履行碳减排任务提供持续有力的市场激励，为利用碳金融转移环境风险和实现环境目标提供市场空间。一是加快推动国家碳排放权和其他排污权交易市场和平台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交易机制；二是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鼓励养老、保险等长期资金参与设立和投资支持碳排放的绿色基金，丰富碳金融及其相关衍生产品和工具；三是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对有助于碳减排的技术、产品和绿色资产进行认证、贴标和评估。

以ESG理念引领金融市场发展，打造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ESG理念强调在投融资和生产运营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要求，审慎评估环境和社会风险，倡导责任投资和合规经营。ESG理念、体系和指标作为系统化考察投资标的非财务绩效的主要依据，将成为各类金融机构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和高标准、高水平建设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撑。

ESG体系涉及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方面，重点关注环境和社会风险，全面评估企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水平，是实体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标尺，是未来投资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更是规范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的基本条件。ESG投资的重要性已经引起金融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2018年6月A股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全球指数使ESG理念备受热议，相关研究表明优化的ESG投资策略有助于提高投资回报。

长远来看，ESG所指向的是金融领域的未来。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金融活，经济活。践行ESG理念，不仅可以促进金融业结构转型和效能提升，而且有助于引导资金流向和资源配置，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市场有效供给水平。践行ESG理念，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授信审批、利率定价、风险管理和投资决策中将环境和社会风险作为重要参数予以考量，不仅管理机构自身的风险，包括可能产生的声誉风险、合规风险和战略风险，同时还要管理法律风险、客户风险和供应链风险。因此，ESG既是选择资产的工具，也是管理投资风险的工具。

ESG理念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准则和操作规范。从ESG视角认识和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共识和集体行动，一是通过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社会政策和金融创新成为各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选择，符合ESG理念和要求的碳中和、碳定价等迎来发展契机，将在推动碳减排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二是将ESG理念和标准嵌入产业活动中，可以推动价值创造方式转换和价值链升级，实现行业生命周期的迭代演化。在投资活动中将ESG作为一个量化工具和关键指标进行考量，不仅要关注绝对减排，还要考虑相对减排，在相当长时间内，关注投入效率比的同时，还要关注社会效益。三是强调治理的过程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以增进社会总福利为目标，协调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以ESG理念引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要建立行业ESG标准、培育ESG评价机构、丰富ESG金融产品、促进ESG投融资，吸引全球投资者，最大限度激发投资热情，从而打造中国金融市场核心竞争力。全球16万亿美元的负利率资产表现出明显的环境和社会偏好，加快推进ESG标准落地实施，建立由ESG支撑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金融市场，在扩大对外开放和稳投资、稳外资的环境下，大量投资机会出现，投资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中国将成为吸引海外资本涌入的洼地和蓝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经济韧性、国内资本“走出去”的动力和海外投资能力更强，从而进一步提高绿色金融全球市场布局和投资拓展能力，引领全球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