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引发的一份通报指出，对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2020年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激励。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也激发了其他地方的积极性。

长期践行在绿色金融理论与实践第一线的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董事长兼院长束兰根博士敏锐地指出，此举认可了金融创新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也彰显了金融试点对地方因地制宜践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建议，以绿色金融为支点，推动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通过绿色金融在各个环节与领域的创新运用，特别是将技术、金融、产业融会贯通，助力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使得“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就相关话题，束兰根博士阐述了他的看法。

（图为：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董事长兼院长束兰根）

先行先试是改革开放的推进器

问：这份激励通报也就是国办发〔2020〕9号文透露了哪些新意，从你的从业角度来看突出了什么样的亮点？

答：我认为，新近引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首先体现了中央政府精准施策的水平与能力。

针对不同地方在30个领域所取得的成绩，《通报》予以表扬的同时做出了不同的激励措施。如：对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认定为完成年度计划、减贫成效显著、综合评价好的地方，2020年将在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中给予一定奖励。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地方，2020年对这些地方进一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支持力度，并在以工代赈资金安排上予以倾斜。对促进外贸、外资稳定增长，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的地方，2020年对这些地方培育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给予优先支持。

近年来，党和国家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办发〔2020〕9号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有针对性的激励和引导，正是中央政府现代化治理的反映。

在我看来，这份激励通报“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激励颇有看点、大有深意。

问：怎么讲？

答：《通报》第五条明确，对“范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诚实守信金融生态环境、维护良好金融秩序、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成效较好的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四川5省市，在“2020年支持上述地方或其辖内地区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在同等条件下对其申报金融改革试验区等给予重点考虑和支持，在相关领域加大再贷款、再贴现的支持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在上述地方开设分支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双创’公司债券、绿色公司债券等金融创新产品。”

这一条款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先行先试的重要意义，二是认可金融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杠杆、引领作用。这一激励措施，将极大地促进地方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积极性，进而因地制宜地引领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的主要创新制度和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

媒体报道显示，也正是这一条款，激发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极大兴趣，纷纷呼吁在各自所在的区域或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全国政协委员、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新股通”。而江苏省出台了利用外资23条，支持自贸区先行先试。

问：那么，作为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的最早参与与长期践行者，你怎么看待这一政策在金融领域，尤其是绿色金融领域的意义？

答：三年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成就充分展现了绿色金融先行先试的巨大作用。2017年6月，浙江、广东、贵州、江西、新疆五省区部分地区启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试验区的建设进展与侧重各有不同，浙江省湖州市显然值得关注。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发源地，湖州市牢牢把握“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实践探索相结合的原则，科学谋划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路径，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15年再访湖州，对湖州提出了“顺势而为、乘胜前进”的新要求。

问：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你认为我们金融创新先行先试的逻辑是什么？

答：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一下先行先试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内涵与表现。

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今社会条件下的“先行先试”，已与改革开放初期大不相同。“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初期的典型特征。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全球背景的改变，既要有一个总体方向，又需发挥各方积极性，正如湖州的经验一样，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才能更科学、高效地践行中华复兴的百年大计。

为了更好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我建议，金融领域的先行先试需要以绿色金融为支点。作为资源配置的最优选择，绿色金融是打通“两山”转换通道、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广泛筹集资金、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个方面来为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持。2016年以来，国家加快了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步伐，到目前为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与发展路径，各个地方希望借助先行先试的创新优势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也是激励通报被广泛关注的重要因素。

问：既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与时俱进的发展逻辑，你对以绿色金融为支点的金融先行先试有何建议？

答：随着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绿色金融也迎来全面发展的机遇期。对于以绿色金融为支点的金融先行先试，我觉得还是要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模式，系统而又精准地推动绿色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是积极鼓励条件允许的地方开展绿色金融的先行先试，适当扩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试点范围。

其次是加快健全与优化绿色金融的政策环境。

绿色金融服务绿色发展的各个环节中，绝不是简单地创新几个贷款产品，或推出几个服务案例，而在于包含多元化的产品和链条化的服务的自身体系化建设。从政策制定、监管配套、专项考核，到绿色金融专营机构设立，以及绿色金融产品推出，再到配套的第三方服务，如绿色认证、绿色设计等，实现体系化建设、多元化服务，才能让绿色产业领域各个千差万别的技术、企业、项目等得到所需要的、更精准的金融服务。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改革领导体系与制度架构、建立健全绿色金融考核体系。从中观层面而言，则需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评价体系，创新与拓宽绿色融资渠道。从微观层面来说，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满足经济绿色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

绿色金融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其产品和服务是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因此，我在不同场合也多次呼吁，政府要从政策层面发出支持绿色金融的积极信号，加强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等一揽子政策的协调与配合，给予多一些培育、多一些帮扶，综合运用“加法”“减法”法则，为绿色金融发展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提振投资者信心，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所谓“加法”，即再增加一些准入，再提高一些重点资源倾斜，再加快一些审批效率。特别是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等绿色信贷投放力度。所谓“减法”，即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再降低一些融资担保要求，再减少一些融资成本，再降低一些资本消耗，如采取减税、贴息、降低审批门槛、降低绿色投融资成本等措施。

再次是逐步构建生产、服务与消费一体化、全周期的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只有通过多方联动，最终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绿色金融长效机制。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先行先试”是责任，也是压力；是机遇，也是挑战。期待诸多怀抱国家“先行先试”的地方，继续争饮改革“头啖汤”，续写“先行者”的新篇章，最终形成“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