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外发布《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19〕52号）》（以下简称《52号文》），从六个方面提出三十条意见，为推动银行和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其中第十三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首次提出“将环境、社会、治理要求纳入授信全流程”。对此，我报第一时间采访了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董事长兼院长束兰根。
（图为：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董事长兼院长束兰根）
问：您刚刚提到此次《52号文》中，首次提出“将环境、社会、治理要求纳入授信全流程，强化环境、社会、治理信息披露和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互动”，这样的表述有何深意？
答：关于ESG的相关发展背景及意义，我在之前已经多次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我更多的想从银行业角度和大家分享下一些思考。
就全球而言，气候变化对我们而言已经紧迫到了需要用“气候危机”（来自联合国报告）一词来描述。事实上，“Climate Emergency”（气候紧急状态）已被牛津词典评为2019年年度词汇，自2018年以来，“气候紧急状态”一词在英语世界的使用量增加了100倍。
今年1月15日世界经济论坛于达沃斯正式发布的《2020全球风险报告》认为，对气候的各种严重威胁构成未来10年的全部主要长期风险。按照概率排序，全球五大风险首次全部为环境风险，主要包括：极端天气事件；政府及企业采取的气候变化缓和与调整措施的失败；人为环境破坏，例如土壤破坏及放射性污染；将对环境带来不可逆后果的主要生物多样性损失及生态系统崩溃；地震、海啸、火山喷发及地磁暴等自然灾害。
近期由于气候变化而引发的环境灾难，例如亚马逊和澳大利亚的大火、印度尼西亚和威尼斯的洪水以及南非百年一遇的干旱，都在提醒我们，减缓全球变暖已经刻不容缓。
以上种种变化，在我看来都意味着未来市场风险偏好变动及程度的上升，具体到金融领域，则是我们必须关注可能的重大气候环境变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在加强。结合近年来国内不断出台的有关绿色发展相关文件，此次文件中的描述，不失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发展绿色金融的指导与督促。
问：在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我国融资体系中，银行业显然是居于主导地位，此次文件中的提到的将ESG要求纳入授信全流程，是否意味着银行授信体系的大变革，有何重要意义？
答：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目前阶段沿用的是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全面风险管理模型，主要包括信用、市场和操作风险三部分，其中信用风险管理依旧是重点，原因在于公司业务和利差收入仍然支撑银行业盈利的大部分，尤其是零售银行市场仍未成熟之前，信用风险的管控依旧是关注重点。
银行业金融机构关注长期，稳定的业绩以及相对应的投资回报，那么在识别风险和机遇时必须考虑所有与业务相关的信息与风险。但现阶段，银行业风控模型中关于环境变化的风险权重各银行设计的都很低，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我们对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金融风险的评估变得越来越重视，但对更广泛的环境风险（如森林砍伐或海洋污染）的评估仍然是空白，直到现在，金融界还无法系统地评估和管理气候和环境风险。
此次文件中的提到将ESG要求纳入授信全流程，绝不是仅仅在银行授信系统中嵌入相关筛选模块这么简单，而是一场涉及到从客户调查、业务受理、分析评价、授信决策与实施、授信后管理等全流程的再造，包括从系统改造、人员培养、流程优化、产品创新、机构重组等全方位面向推动绿色发展方向的大转变。
随着气候和环境变动挑战的加剧，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经济风险随之不断增加，如何衡量及风控是当前金融业面临的重大课题，ESG为此提供了可行性的方案。在投资决策中，ESG分析考虑了相关可持续发展风险方面的影响，为投资者和资产管理者提供了完善的信息并量化为可横纵向对比的具体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具化了环境风险，提升了银行业风险识别能力，降低了潜在风险。同时，通过将ESG纳入授信机制，一方面能帮助银行建立应对公共卫生等ESG风险的长期预警和监测机制，另一方面能更高效的调配金融资源，为绿色产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
问：目前ESG在国内外银行机构推广情况如何？
答：从全球来看，许多国际金融机构正在建立以ESG为基础的可续性经营原则，1971年全球首只ESG基金成立；1990年首个ESG指数成立；2006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公有制组织成立等。从绿色债券到绿色信贷、可持续发展贷款，全球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关注于ESG，同时在研究如何帮助客户实现其ESG目标。花旗集团2019年提出了专注于1000亿美元贷款的融资目标。在2019年夏季，该集团宣布了《波塞冬原则》，这一原则旨在帮助花旗集团的航运客户实现脱碳，这一原则是其与客户共同开发而形成的。同时花旗还参与了由联合国环境融资倡议组织发起的一项可持续银行业务原则。
在国内ESG原则推行相对较晚。2005年A股发布首只ESG指数-国证治理指数；2018年9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正式确立ESG信息披露基本框架；11月，基金业协会发布《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和《绿色投资指引（试行）》。根据中财大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施懿宸教授研究认为，实行以ESG为基础的授信机制是银行业在绿色发展内涵上的进一步延伸。当前银行业企业践行绿色金融发展理念时主要以投放绿色信贷、以及发行和承销绿色债券两种方式为主，其中绿色信贷一方面受《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绿色信贷指引》《关于绿色信贷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的政策要求，另一方面容易与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相互结合，因而近年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2019年上市的48家上市银行中，除锦州银行、中原银行、九江银行、张家港行和江阴银行5家没有公开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北京银行、重庆银行、成都银行、甘肃银行、常州银行、苏农银行、九台农商行和青农银行8家没有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绿色信贷相关数据外，其余35家上市银行均通过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对其2018与2017年间开展绿色信贷业务过程中的绿色信贷余额数据，上市银行2018年绿色信贷余额达7394.24亿元，且占贷款和垫款净额均值之比较2017年有所上升。35家上市银行共分为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与农商行四个类型，其中国有银行绿色信贷余额数据表现要显著优于其他银行，而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在该比例上的表现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农商行的表现有待提升。
问：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还没有统一的ESG标准以供使用，在您看来，该如何建立以ESG为基础的新型银行授信体系？
答：准确而言全世界目前都没有一套完整权威的ESG编制指南，由于国别地区差异，未来也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具体到国内而言，希望做到“五个一”：
明确相应标准。如同绿色债券、绿色产业的划分最初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后续在国家相关部委出台相关指导文件后也逐渐得到世界认可一样，亟待研究出台一份权威性、标准化的ESG分析框架及细则说明，以指导各金融机构及企业更好公开信息及识别风险。这方面可借鉴欧盟委员会去年6月发布了《气候基准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披露》中期报告。这份报告整合了二十国集团 (G20) 金融稳定委员会制定的气候相关金融披露工作组（TCFD）的建议，将为大约6,000家欧洲上市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提供指导，以确保私人资本在促进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和弥补资金缺口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加强顶层设计。银行业监管部门要把ESG要求纳入公司治理顶层组织架构范畴，从总行战略层面开始落实。按季度或年度对银行机构的ESG发展战略及组织管理、政策制度及能力建设、业务流程和内部管理、绿色信贷增幅及风险控制、绩效考核和问责等方面进行考评；同时把评价结果，与银行业机构履职评价、监管评级、资本管理等挂钩，实施差别化监管措施；对考评不合格的机构，视情况采取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停办新业务、停设分支机构和约见谈话、通报批评等监管措施，对考评优秀的机构，给予奖励。
重构授信职能。要把ESG战略管理要求纳入到授信管理部门职责，配套相关专职人员，从体制机制上赋予其一定独立性和权威性，并承担相关系统维护、统筹协调、业务规划、专业支持等方面工作。
加强风险数据分析。目前银行相关的数据基本集中在科技部门或资产预算部门，风险资产主要集中风险资产部或资产保全部门上，这些数据都是针对银行资产而言的。但外部或有性风险造成的银行资产损失却没有相应的部门负责，随着环境风险对银行资产造成的影响或环账损失概率越来越大，单个环境事件或损失趋势很难归因于气候变化本身，但如果我们观察长期趋势，则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经济损失与保险损失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建议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建立一个“风险数据中心”，以帮助确定洪水，干旱，暴风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和破坏，通过灾难风险管理工具，增强对气候环境危害的抵御能力。
完善配套服务产品。产品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既是内功，也是外功。各机构在同一个ESG标准框架下，制定的差异化授信机制必然产生不同的金融产品推向市场，这是检验机构是否适应新形势新市场的试金石。此时的产品将由单一的授信转变为整体服务，包括从事前尽职调查、事中授信审批与事后信贷管理三阶段。特别是事前尽职调查阶段将是考验各机构风控能力的关键环节，这也将对各金融机构的产品设计能力、专业服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风控一直是银行业运转的核心，气候环境的变化作为长期风险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如何更好衡量这种变化，ESG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在我国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的当口，未来谁能更好识别并规避环境风险，谁将绘就新的金融版图。
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顾蔚
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谈鑫
中国经济时报驻江苏记者站 龙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