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金融风险

——各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纷纷开始将气候变化纳入决策考量

 

皮耶尔保罗·格里帕、约亨·施密特曼、菲力克斯·桑特姆

 

气候变化俨然已是现实。飓风肆虐、干旱持续，导致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人们的生计被迫中断，并催生了大规模移民。目前应对气候变暖而采取的行动的力度可能还不够，但随着化石燃料巨头意识到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以及汽车生产商加快对清洁能源汽车的投资，这些行动可能会引起商界混乱。

 

但是，衡量气候变化经济成本的工作仍在进行。我们可以评估天气模式变化以及日益频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直接成本，但尚未将多数潜在成本纳入常规经济分析范围。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加剧，但并不会一直恶化。我们当前做出的政策决策将决定气候变化的破坏性程度，这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决策者和投资者已经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对金融业的重要影响。气候变化影响金融体系的渠道主要有两个（见图1）。一是实体风险，源于对房产、基础设施和土地的破坏。二是转型风险，源于低碳经济调整期间的气候政策、技术、消费者和市场情绪的变化。不同国家面临的风险可能也大不相同。一般来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实体风险的影响。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实体风险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显现 ：直接方式是通过遭受气候冲击的企业、家庭和国家的风险敞口，间接方式是通过气候变化对广泛的经济活动的影响和金融系统内部的反馈效应。风险敞口表现为贷款组合违约风险上升或资产贬值。例如，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发，可能会为房主带来损失，导致房产贬值，加大抵押贷款组合的风险。企业信贷组合也面临风险，加州最大的公共事业公司—太平洋燃气电力公司的破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华尔街日报》称其为第一起“气候变化导致的破产事件”（Gold 2019），气候变化加剧导致加州持续干旱，大大增加了太平洋燃气电力公司的火灾风险。如果银行减少放贷，尤其是在气候冲击同时影响多个机构的情况下，金融环境可能会随之收紧。

 

对于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而言，实体风险主要源于资产方面，但也可能源于债务方面，因为保单产生的索赔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高于最初的预期。有证据表明，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一直在上升。因此，保险可能会变得更加昂贵，甚至在危险地区无法买到保险。气候变化导致干旱、洪水等活动日益频发，影响日益扩大。如此一来，银行、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未来可能都会将气候变化纳入决策考量，其职能更加趋同。

 

转型风险具体体现在金融机构的资产方面。如果金融机构向业务模式不符合低碳排放经济学的公司提供贷款，那么他们就会蒙受损失。化石燃料公司可能面临的现实是，储量已经成为负担。用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行长马克· 卡尼（MarkCarney 2015）的话来说，在当前全球转向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化石燃料“根本不能燃烧”。由于政策行动、技术变革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化石燃料公司可能会面临收益下降、业务中断、融资成本上升的局面。例如，煤炭生产商在新的或预计出台的限制碳排放的政策下举步维艰，许多大型银行已经承诺停止为新的煤炭设施提供融资。这种“碳折扣”和融资成本上升也反映在美国煤矿企业的股价上，与持有清洁能源资产的企业相比，它们的表现一直不佳。

 

风险也可能在整个经济范围内体现出来，尤其是当低碳经济转型太突兀（由于之前的不作为）、设计不当、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协调（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中断）之时，风险更加容易成为现实。当转型风险或实体风险突然成为现实，资产价格相应地进行迅速调整时，金融稳定就会受到影响。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风险已在市场上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资产价格还不能完全反映出潜在的破坏性，以及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 2° C 以内所需的政策行动。

 

各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已经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例如，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已经开始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监管和金融稳定监测工作中。该机构现有48 个成员，其成员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考虑到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以及恶劣天气相关的损失，应采取审慎的政策，深入了解系统性气候风险，如要求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情景纳入压力测试。在英国，审慎的监管机构已经将气候变化情景纳入保险公司的压力测试中，包括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

 

但是，把气候相关风险纳入监管框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要想正确了解气候风险，需要进行长远评估，使用新的方法论，以便审慎框架充分反映实际风险。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确保在将气候风险纳入监管以后，摒弃乏力、审慎的监管，转而采用严格的监管。如果仅仅因为债务被贴上了“绿色”的标签，就可以不充分了解和评估其潜在风险，允许金融机构超额发债，那么这样的政策会增加债务，降低金融稳定性，最后极有可能事与愿违。

 

气候变化也会影响货币政策，因为气候变化会让生产率增长放缓（如破坏健康和基础设施），加剧不确定性和通胀波动。因此，需要在央行授权的范围内，调整货币政策，以应对新的挑战。各国央行应修订再融资操作框架，分析气候风险，大幅减计处于实体风险或转型风险敞口的资产。根据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 2019年第一份综合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央行应以身作则，在其管理的投资组合（如自有资金、养老基金，甚至是国际储备）相关的投资决策中增加可持续性方面的考量。

 

金融业的作用

 

碳定价和其他财政政策在减排和增收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见本期《金融与发展》，“为污染定价”），但金融业也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通过保险和巨灾债券等其他风险分担机制，金融机构和市场已经提供了金融保护，承担了部分灾害成本。

 

但是，金融体系还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调动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增强应变能力）所需的资源，以应对碳价等价格信号。换句话说，如果决策者实施相关政策，将外部效应纳入政策考量，为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激励措施，金融体系则可以帮助有效实现这些目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预计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到 2030 年，仅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就需要约 6 万亿美元（OECD 2017）。其中，多数投资可能都是通过金融体系提供。如此来看，气候变化对金融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风险。

在所有资产类别中，可持续金融（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纳入投资决策）的增长表明投资者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等其他非金融因素。预计全球可持续金融的资产规模约为 3 万亿美元到 31万亿美元。可持续投资起初是以股票发行为主，但随着投资者需求的增加以及政策的支持，绿色债券也开始发行，资产规模因此从 2015 年的 780亿美元增至 2019 年 8 月预计的 5900 亿美元。银行也纷纷开始调整其贷款政策，比如为可持续项目提供贷款优惠。

 

可持续融资能够鼓励企业采用低碳技术，大力投资新技术的研发，进而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投资者实现这一目标的渠道包括：参与公司管理，积极倡导低碳战略，向引领可持续性发展的公司提供贷款。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发送价格信号，影响资本配置。

 

不过，衡量可持续投资对环境目标的影响仍十分困难。人们担心所谓的绿色资产只是在“漂绿”，其符合环保要求的属性并未得到证实。而且，投资者可能不愿按照应对或缓解气候变化的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滞后或乏力的情况下，这将带来风险。

 

IMF 的作用

 

IMF 的核心使命是分析风险和脆弱性，为其成员提供宏观金融政策建议。气候变化来势汹汹，给全球带来了风险，所以必须将气候变化风险纳

入 IMF 的所有活动中。

 

在帮助各界了解气候风险如何影响宏观金融方面， IMF 大有可为。其中之一就是进一步完善压力测试，比如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中的压力测试。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是 IMF 为全面深入分析其成员的金融业状况而设立的规划。

压力测试是该评估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测试通常可获得灾害相关的实体风险，如与自然灾害相关的保险损失和不良贷款。近期发布的巴哈马和牙买加评估就是例子，这些评估利用情景压力测试分别分析了巴哈马遭遇飓风灾害和牙买加遭遇大规模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他国家也在实施或计划实施类似评估。IMF 也正在对石油生产国金融体系中的转型风险敞口进行
分析。

 

IMF 最近加入了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目前正与其他成员合作开发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分析框架。

 

弥合信息差距也至关重要。只有在财务报表中如实公布气候风险并形成标准，投资者才能发现企业面临的与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的实际敞口。支持私营部门披露此类风险将让各界受益匪浅。然而，这些信息披露往往出于自愿，不同国家和不同资产类别的披露情况各不相同。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要想实施全面的气候压力测试，需要更好的数据。因此， IMF 鼓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各个市场和辖区加大投入来推广气候信息披露，进一步执行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2017）。加强标准制定还将有利于提升财务报表中气候风险信息的可比性。

鉴于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我们必须从经验出发，思考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一方面，每一场飓风灾难和人为造成的土地干涸都会减损全球产出，就如向低碳经济转型会加大能源成本一样，因为外部效应得到了重视，旧资产失去了价值。另一方面，旨在减排的碳税和节能措施将会催生新的技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金融部门将发挥重要作用，造福子孙后代。

 

 

 

皮耶尔保罗·格里帕（ PIERPAOLO GRIPPA）是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约亨· 施 密 特 曼（ FELIX SUNTHEIM） 是 该 部 的金融部门专家， 菲力克斯·桑特姆（ JOCHENSCHMITTMANN）是 IMF 驻新加坡常驻代表。

本文源自 2019 年 10 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六章，在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的马丁·奇哈克（ Martin Čihák）及埃文·帕帕乔治亚（ EvanPapageorgiou）的指导下完成。

 

参考文献：
Carney, Mark. 2015. “Breaking the Tragedy of the Horizon—Climate
Chang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Speech delivered at Lloyd’s of London,
September 29.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speech/2015/
breaking-the-tragedy-of-the-horizon-climate-change-and-financial-stability

Gold, Russell. 2019. “PG&E: The First Climate-Change Bankruptcy, Probably Not the Last.”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8. https://www.wsj.com/articles/pg-e-wildfires-and-the-first-climate-change-bankruptcy-11547820006

NGFS (Network of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2019. A Call for Action: Climate Change as a Source of Financial Risk. Paris: NGFS Secretariat. https://www.ngfs.net/en/first-comprehensive-report-call-action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Investing in Climate, Investing in Growth. Paris: OECD Publishing.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73528-en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2017. Final Repor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Basel.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 recommendations-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