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38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加入了环境约束进行了重新估算。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二是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的绿色革命成效。

自从索罗的开创性工作以来，作为投入要素之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引入新古典增长核算分析，而且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贡献的此消彼长更成为判断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依据。然而，长期以来，文献中对生产率的度量只基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很少考虑到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能源和环境因素，这就对生产率度量的准确性和可持续分析的可靠性带来了疑问。事实上，能源和环境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巨大，中国经济高增长长期以来就是通过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污染排放取得的，这在工业部门表现尤为明显。因此，本文工作之一就是要考察能源和环境约束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评估节能减排等环境政策的执行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

本文分别基于环境污染变量的四种处理方法来度量中国工业近40个两位数行业在1980—2008年间的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以探讨环境约束和环境规制行为下绿色生产力演进情况及其对新型工业化的影响。环境变量的四种处理方法分别为不考虑排放因素、排放变量作为自由处置的投入要素、排放作为与工业总产值一样自由处置的期望产出以及排放作为弱处置的非期望产出来处理。其中第1个模型不考虑排放因素，测算方式为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第4个模型采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行为分析模型和曼奎斯特—鲁恩博格生产率指数（ML指数），为本文的目标方法，该方法将会给出真实生产率度量，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取的变量包括工业总产值、二氧化碳排放、资本存量、从业人员和能源消耗。其中，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选择形成四个模型，分别是不考虑二氧化碳排放量生产率测算模型，或作为期望产出，或作为要素投入，或作为非期望产出，进行对比分析。其中，对于第四个模型将二氧化碳作为非期望产出的测算使用DEA模型和ML指数。并把估算的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重化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变化理解为执行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技术等所有相关环境政策的综合经济效果，并把这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切实提高定义为绿色工业革命的发生。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四个模型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二是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的绿色革命成效。

本文对之后的展望主要有两点，一是作者主要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处理变量，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不同处理方式作为不同的模型，但是污染物的排放不仅仅只有二氧化碳，可以将二氧化硫等等加入其中，是污染物的衡量更为客观。二是作者是从细分子行业角度出发，后期研究可以从地域视角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