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可能会从落后者变为领导者吗？最近的两个公告——“经济学家们关于碳红利的声明”和“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暗示这是有可能的。从理论基础上讲，这些提案来自不同的星球。但它们可能是某种合理方案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有影响力的人至少同意，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己见是不合情理的。

经济学家们的这份声明由3333名美国经济学家签署，其中包括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4位前主席、2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两位前财长。它有四个要素：从每吨40美元开始逐步增加的碳税，“在平等和按季度基础上”向美国人民支付红利；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基于碳排放量的边境调节税；以及废除不必要的法规。该计划也将提交给“其他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

“绿色新政”是由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领头的一群众议院民主党人提议的。这是一个改变美国经济的提议。值得注意的气候相关目标包括“通过清洁、可再生和零排放能源满足美国100%的电力需求”、“建设或升级到高能效、分布式的‘智能’电网”，以及“升级美国所有现有建筑，使其和新建楼房都达到最高能效”。

美国是全球气候变化讨论的关键成员，原因有四个：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占到总数的14%；它的人均排放量非常高；它拥有卓越的技术资源；它迄今的立场极为顽固。简言之，美国的参与是应对气候威胁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

唉，正如“绿色新政”所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的威胁已变得迫在眉睫。平均气温较工业化时代前已经升温1摄氏度。需要做出巨大改变才能使升温保持在2摄氏度以内，更不用说1.5摄氏度了。升温越高，这些不可逆转的变化就越不可预测和危险。最重要的是，要想让大气里的温室气体浓度停止上升，就必须迅速逆转排放量增加的趋势。

这是依靠经济学家们所青睐的精心校准的价格激励措施还不够的原因之一。这里的挑战一方面是，气候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带来的影响不确定，另一方面是，碳定价对排放的影响不是完全可预测的。量化目标是免不了的。此外，要实现经济运行方式的必要变化，就需要在空间布局规划、建筑法规、核电监管、研发支出以及向全球传播新技术方面做出改变。价格机制很强大。但是，正如能源转型委员会(Energy Transition Commission)的一份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它还不够。如果30年前在世界范围实施经济学家们的这份计划，那可能够了。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够的。

“绿色新政”认识到有必要进行监管干预和基础设施投资。遗憾的是，它完全不重视激励措施。支持绿色新政的活动人士在一封信中表示：“我们将坚决反对任何立法……（如果它包括）基于市场的机制和技术选择，比如碳和排放交易和抵消、碳捕获和储存、核电、废物转化为能源，以及生物质能。”

这看起来像是聋子之间的对话。但经济学家们可能会认识到，绿色新政提出的紧迫性及其对监管和投资的关注有一些道理。绿色新政的积极支持者可能会意识到激励措施很重要，碳税所得可能有助于赢得公众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可能会认识到，如果他们透过气候变化保证的棱镜来看待每一个社会弊病，他们将无法实现任何有用的成就。正如英国社会主义者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所说，“优先事项言论是社会主义的宗教”。

只有建立广泛的联盟才能应对气候挑战。因此，有望在政治上行得通的计划将是妥协。一份好的计划必须结合价格激励与指挥和控制，还有研发投资。政策倾向不同的人们都认同气候变化是一项紧迫的威胁，这是一个进步。更多的共和党人可能会接受气候变化威胁不是骗局的观点，然后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美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解决全球威胁。但它可以将经济学家们的计划和“绿色新政”两者的精华结合起来。然后美国需要将其推广至全球。这可以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来实现——“胡萝卜”是自由输出技术和帮助穷国，“大棒”是边境碳税。这也是美国、欧盟和中国可能展开合作的一个领域。当然，别指望特朗普政府做这种前瞻性的事情。但至少人们可以为他下台的那一天打算。

关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悲观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时间有限，人们说得很多，实际行动可以忽略不计。但我们只能从大家都同意“确实存在一个值得应对的威胁”开始。这种共识可能正在形成，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将这种共识转变为可行、全球可复制且政治上可接受的计划将是非常困难的。但绝望不是一个选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行动。让我们努力推动更多行动。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译者/裴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