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如何使央行投放的流动性更多地进入急需输血的包括绿色环保行业在内的实体经济中？《国际融资》杂志记者独家采访了在国际上被称为“绿色金融先生”的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共同主席、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博士。马骏先生这样说：“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为引导流动性进入绿色环保行业，可以考虑如下措施：第一，适度降低环保产业的税率，如降低污水、垃圾、危废、医废、污泥处理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第二，保证已开工的绿色PPP项目的正常运作，满足其合理融资需求。第三，将绿色企业纳入定向降准和再贷款的支持范围。第四，在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评估（MPA）系统中纳入鼓励银行持有绿色债券的内容。第五，扩大对绿色企业的担保、贴息支持。第六，鼓励商业银行以应收账款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等方式开展绿色信贷。
中国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足迹
记者：您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期间，曾多年从事绿色金融政策顶层设计的工作。这是一项涉猎领域众多的系统工程，设计路径是怎样的？有哪些进展？能否为我们具体阐述一下？
马骏：中国关于绿色金融的正式讨论始于2014年7月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的绿色金融分论坛。为形成一些更加具体的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共识，在我主持的贵阳绿色金融分论坛讨论的基础上，发起了一个绿色金融工作小组。经过包括五个部委和金融业界数十位专家的研究，2015年初，该工作组正式向决策层提交了一份政策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财办）的高度重视。在报告中，绿色金融工作小组首次提出了“构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框架和14条具体建议，这些建议中的绝大多数此后都写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方案》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提出要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这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的正式启动。
随后，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绿金委）于2015年4月22日正式成立，主要的发起成员就是绿色金融工作小组的一些骨干单位。自成立以来，绿金委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开展绿色金融领域的学术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2016年8月底，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环保部等七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关于“构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也发出了一个重要的政策信号，表明中国从最高战略层面到各相关部委的层面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决心全力支持和推动中国的绿色投融资，加速经济向绿色化转型。《指导意见》的出台，使得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
《指导意见》共九个方面35条内容，提出了支持和鼓励绿色投融资的一系列激励措施，包括通过再贷款、专业化担保机制、财政贴息、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措施支持绿色金融发展；明确了证券市场支持绿色投资的重要作用，要求统一绿色债券界定标准，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支持开发绿色债券指数、绿色股票指数以及相关产品，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出发展绿色保险和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按程序推动制订和修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支持发展各类碳金融产品，推动建立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发展各类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指导意见》还支持地方发展绿色金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专业化绿色担保机制、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等手段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绿色产业。同时，还要求广泛地开展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
此后，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还就落实《指导意见》的具体措施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具体的责任主体和时间表。2017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等五省（区）的八个城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各试验区分别出台了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总体方案，并结合自身发展阶段、经济特色和财务能力出台了许多创新性政策措施和激励机制。
记者：“绿色金融”这个概念目前是比较时髦的词汇，常见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中，但我们感觉在落地层面还比较弱，除了国企或大型民企外，能够享受绿色金融支持的不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绿色创新企业，由于都是轻资产公司，得到绿色金融支持的可能性更小。但是，任何一家伟大公司都是从小微创新公司开始的，您认为绿色金融应该怎么支持这样的绿色创新企业？谈谈您的思考与解决方案，好吗？
马骏：过去几年，绿色金融政策的焦点确实集中在动员银行、股市、债市的金融资源来支持大中型的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绿色建筑等项目，因此，绿色金融的主要参与者是大中型金融机构和大中型企业。我认为，下一步绿色金融发展的一个重点应该是覆盖更多的中小企业和绿色创新企业。
绿色金融如何支持绿色小微企业，包括绿色科技创新企业，确实需要克服许多障碍。比如，小微和创新企业一般没有太多的资产可以作为抵押向银行融资，也达不到在股票市场上市和发行债券的基本财务要求。因此，发展绿色PE、VC基金应该是支持小微绿色创新企业的主要手段。国家正在鼓励这类基金的发展，比如，将成立国家级别的绿色产业基金。过去几年，地方上也成立了二百多家各类绿色产业基金，其中不少是以支持绿色创新企业为主要方向。以后，还应该鼓励和支持地方发起一批绿色科技的孵化器，针对创新企业的特点，提供相应的科技、法律、市场和信息服务，提供低成本租金等优惠政策。
对绿色创新企业，银行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如果有了针对绿色科技企业的担保机制，银行就会有兴趣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关于对中小绿色创新企业的担保，目前国内外已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未来中国应考虑成立专业性的绿色贷款担保机构，还可以考虑多级政府（包括省、市、县）出资建立绿色项目风险补偿基金，用于分担部分绿色项目的风险损失，来支持绿色担保机构的运作。另外，一些银行正在试点的绿色投贷联动的做法也值得进一步探索。
记者：您认为，政策层面应如何支持更多的绿色私募基金的发展？
马骏：银行、保险、绿色债券和私募基金是不同的金融产品，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风险偏好。比如，信贷和债券风险容忍度较低，相比较而言，私募基金的风险偏好更高，一般对风险较高、回报率更高的项目感兴趣。保险资金可以是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之一。
关于培育绿色PE、VC投资者，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对现有的私募基金进行绿色投资理念的宣传和推广，培育崇尚绿色投资的舆论氛围，鼓励这些投资者自愿采纳或加入绿色投资相关的原则，在投资分析和决策的过程中引入ESG（Environment（环境）, Society（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理念，即将更多的“非绿”的私募基金改造成为绿色的基金。第二，政府以出资人的身份，参与组建新的绿色PE和VC基金。政府可以出10％~20％，其余来自社会资本，这样用一块钱的政府资金就可以撬动五元到十元的社会资本参与绿色PE或VC的投资。这些做法在欧洲比较普遍。第三，建立绿色PE和VC投资者网络，加强同业交流，共享评估和投资绿色资产的方法、工具，提升开展绿色投资的能力。第四，强化企业的环境和项目信息披露制度，为机构投资者进行绿色投资创造更好的信息基础。
记者：很多绿色项目可以解决高污染、高耗能等问题，但因为这些项目属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因此，很容易被金融机构纳入不予支持的行列中。对此，您怎么看？
马骏：其实，2012年银监会就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列出了绿色信贷支持的12类领域。2015年12月，绿金委又发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包含六大类、31小类环境效益显著项目及其解释说明和界定条件。31小类中的很多项目就是为了解决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耗能或污染问题，例如高效能设施建设、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脱硫、脱销、除尘、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工农业废弃物再生利用项目等。这类绿色项目，不论是被统计为绿色行业，还是属于“污染性”行业，都是应该被大力支持的。
某些银行忽视或不支持这类项目，一方面是银行自身对于绿色信贷的界定标准理解不够，或者缺乏内部评估的专业能力，因此，便简单地将行业大类作为评估项目是否“绿色”的标准。针对这个问题，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对绿色信贷指引出台更加细化的操作指南，引导银行具体识别属于污染性和高耗能行业的绿色项目。银行内部也应该强化对绿色项目的鉴别和评估的能力。另外，绿色认证评估等第三方机构应该发挥更大的作为，为这些银行提供相关服务。
绿色产业发展的障碍与解决之道
记者：您认为，目前制约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马骏：过去几年，绿色金融虽然发展很快，但所占的金融业务的比例仍然很小，原因是绿色金融还面临着许多障碍。首先，绿色项目的环境外部性难以内生化。举个例子，一项清洁能源项目的效果是降低空气污染，周边三百公里之内的居民都能够因此受益。但这些受益的居民没有给这个项目付钱，所以这个项目的正外部性就没有被完全内生化，使得这个项目的收益率不是很高，很可能低于私营部门所要求的收益率。因此，私营部门不太愿意参与这种正外部性没有被内生化的绿色项目。
二是信息不对称。有些投资者想找到有明显环境效益的绿色企业进行投资，但问题在于缺少对相关企业和项目绿色程度的判断依据，因为这些企业往往不披露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等排放和能耗信息。如果有量化数据，资本市场就有能力识别哪些项目或者企业是深绿、哪些是浅绿、哪些是棕色、哪些是黑色的。另外，只有企业披露了这些数据，资本市场才能用各种方法对这些企业的环境效益或绿色表现进行评估、排序。还有一类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是投资者不完全掌握绿色科技是否在商业上可行的信息。
三是期限错配。绿色产业很多是中长期项目，但中国的银行系统平均负债期限只有六个月，所以其能够提供中长期贷款的能力非常有限，这就制约了中长期绿色项目的融资能力。
四是金融机构缺乏对环境风险和机遇的分析能力。一些金融机构过低地估计对污染性行业的投资给自身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而为污染行业过度地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又没有充分估计到投资绿色产业可能带来的长远好处，反而高估了这些绿色项目面临的风险，因此对绿色项目有过度的风险厌恶，不愿意投资。
五是绿色金融自身的一些问题。绿色金融的概念还没有被大多数金融机构真正了解和认可，绿色金融产品还处在不断开发与完善的过程中，现阶段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的金融支持还比较有限。
绿色金融《指导意见》提出的35条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以上障碍所提出的改革。比如，《指导意见》提出了用再贷款、贴息、担保等手段来提高绿色项目的回报率，缓解外部性问题。再如，《指导意见》提出的对上市公司建立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另外，发展绿色债券市场、绿色基金等措施就是要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只要将这些措施落实到位，并继续在相关领域创新，就有望持续改善绿色金融的发展环境。
记者：绿色创新会涉及到对原有污染性、高耗能产业的革命，可能触及利益集团的蛋糕。尽管这些年中国政府推出的支持绿色创新企业和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很多，但是真正能够落实到位的不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双重（金融机构怕风险，传统产业怕靠边）挤压下的绿色创新企业，如何才能快速发展？
马骏：触及利益集团蛋糕的问题，其实是每一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中必然会遇到的。而产业的绿色转型是全球的一个大的趋势，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政府和人民对绿色发展的意愿和决心都是很强的，所以，绿色转型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一些传统产业，比如煤炭业、煤电和高污染的制造业，虽然仍有很大的体量，但其实已经是夕阳产业，如利润逐步下降、监管成本不断上升，必然会逐步退出市场。绿色金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绿色金融要求金融机构（如银行）不断减少对污染性、高碳企业的贷款，要求资本市场减少对这些企业的投资。
关于某些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是多方面的。一些政策文件还停留在说原则、喊口号的阶段，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办法，也没有落实政策的分工方案，没有具体的机构和官员对其负责，文件出台之后自然不了了之。也有的政策文件，确实因为制定阶段就没有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实际情况，缺乏可操作性（如政府答应的补贴由于缺乏资金无法落实），往往也是出台后不了了之的原因。
至于“银行怕风险”而不提供贷款的说法，部分是对银行业本身运行特点的误解。银行的钱来自于储户，银行的贷款要保证安全第一，不能做大量高风险的投资，这是银行自身高杠杆的特点和监管要求。所以不可能要求银行像风险投资基金一样大量为存活率很低的创新企业提供贷款。当然，通过担保、提升银行识别项目的能力、投贷联动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银行参与绿色科技投资的积极性，但科技投资的主体应该是股权投资机构和同行企业。
中国可持续/绿色金融重点探索的三个思路
记者：经历了大约两年的去杠杆进程后，自2018年以来，由于监管政策叠加效应、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金融机构的信用投放行为开始出现收缩的苗头，一些绿色环保企业面临资金断裂和违约的风险。为此，央行和监管部门正在考虑采取一些措施，推动金融机构信用投放，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请问应该如何使央行投放的流动性更多地进入到急需输血的实体经济中，包括绿色环保行业？
马骏：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为引导流动性进入绿色环保行业，可以考虑如下措施：第一，适度降低环保产业的税率，如降低污水、垃圾、危废、医废、污泥处理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第二，保证已开工的绿色PPP项目的正常运作，满足其合理融资需求。第三，将绿色企业纳入定向降准和再贷款的支持范围。第四，在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评估（MPA）系统中纳入鼓励银行持有绿色债券的内容。第五，扩大对绿色企业的担保、贴息支持。第六，鼓励商业银行以应收账款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等方式开展绿色信贷。
记者：作为Ｇ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的共同主席，您能否解读一下《2018年G20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中提出的三项新思路？这三项新思路对中国有什么特别意义？
马骏：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的前身是2016年中国倡导发起的Ｇ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该小组在2016年推动形成了Ｇ20框架下全球发展绿色金融的共识，将绿色金融从一个小众话题提升为金融发展的主流趋势。2018年，该小组提出了三个新思路，推动发展可持续，即要发展可持续资产证券化、可持续绿色PE/VC基金、利用数字技术发展绿色金融。这份文件已经于2018年７月得到Ｇ20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批准。
这三个思路也是中国可持续/绿色金融下一步应该重点探索的方向。第一，中国国内目前绿色信贷总额是八万多亿人民币，但绿色债券余额只有五千多亿人民币，机构投资者可以持有的绿色资产非常有限。若能将大量绿色信贷证券化，持有数十万亿人民币的中国机构投资者就可能深度参与绿色投资，对于绿色金融发展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第二，可持续和绿色领域的企业大多是轻资产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初创期的可持续科技型企业，银行一般不愿意贷款，因此，绿色PE和VC应该是最合适的投资者。绿色科技能否快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绿色PE和VC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大量推动绿色PE和VC的发展。第三，数字技术是现在金融领域很热的一个概念，虽然目前在可持续金融领域还没有很多的具体产品，但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例如，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加上大数据，可以对企业的碳排放和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指标进行实时监测。这些数据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及时、准确地判断企业的绿色程度，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以及碳交易提供信息基础。
记者：您是法国、中国、英国等发起的“央行绿色金融网络”的监管工作组主席，您认为未来是否应该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这项措施对绿色金融发展将产生怎样的作用？
马骏：我认为，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可以明显降低绿色信贷的成本，激励银行增加对绿色产业的贷款。这项措施如果到位，其对绿色金融的提升作用可能会大于历史上其他任何一项绿色金融的支持政策。据我们初步测算，对中国来说，如果将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从100%降到50%，就可能把全部绿色信贷的融资成本降低50个基点。
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对此政策选项有兴趣，但对其利弊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主要原因是多数国家还没有对绿色信贷明确定义，也没有绿色信贷的统计和违约率的数据。但是，中国银监会于2013年就界定了绿色信贷的定义，并有了绿色信贷的统计和违约率的数据。据2017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绿色信贷的不良率不到0.4％，远低于银行业贷款平均不良率的1.7％。这表明，降低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是符合维护金融稳定这一审慎监管政策本意的，可以起到鼓励银行向低风险资产类别配置资产的目的。也就是说，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既能提升银行业的稳健性，又能加快金融资源配置向绿色转型，从而推进经济的绿色转型，是一举多得的措施。我建议监管机构认真考虑这项改革建议。
马骏博士：推进绿色金融是情怀更是使命
马骏先生现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共同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特别顾问等职务。
马骏先生在资本市场和政府的工作经历都与可持续经济与绿色金融有关。1988年，硕士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经济研究，两年后，远赴美国乔治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先后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2000年，他到德意志银行任职，曾任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投资策略师，一干就是13年。在国际金融机构20年的从业经历，使他成了一位很“接地气”的经济学家和绿色金融改革的推动者。他对绿色金融的政策建议不仅被中国政府采纳，而且他还被聘为中国人民银行有史以来首位首席经济学家。
当记者问及他缘何对推进中国绿色金融情有独钟时，他说那是源自2013年1月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举行的一场千名投资人参加的国际会议。那天北京空气中的PM2.5达到了1000，几乎所有参会者都在咳嗽。这让他震惊，更让注重细节的他从中捕捉到一个政策预判：以破坏、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绝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中国必须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来治理空气污染，推动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的绿色化。会后，他做了大量研究，并发表了一篇跟绿色有关的英文署名文章：Big-bang policy to fight air pollution（《应对空气污染的大动作》），此后这项研究演化为他牵头的《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一书，他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应该发展绿色金融的呼吁。
他的观点引起了中国国内经济学界的关注。2014年初，他被中国人民银行聘为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同年7月，他受邀主持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绿色金融分论坛，并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中国需要激励绿色投资的政策体系，助力中国绿色转型。为此，他和盘托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九点建议并倡议成立一个绿色金融工作小组，将与会机构、专家的观点、意见整理出一个系统的可操作的建议，该倡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响应。
一个月后，绿色金融工作小组在京正式成立。之后，该小组向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递交了一份具有操作性的《关于我国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14条建议。此后，这些建议中的大部分被纳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有关绿色金融部分的起草工作范围。该《方案》首次提到要在中国建立绿色金融体系。
此后一年内，马骏先生代表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协调七部委官员和各方专家起草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2016年8月底，中国首个《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
2016年9月，中国倡导发起的Ｇ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组织20个最大经济体的央行的80位财政官员，形成了在G20框架下推动发展绿色金融的全球共识。马骏先生代表中国担任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共同主席。该小组推动形成的共识被写入了2016年G20峰会的领导人公报。
自2015年4月23日中国金融学会绿金委在北京成立以来，作为绿金委主任，马骏先生一直致力于绿色金融的政策落地，并为此深耕细作。他对《国际融资》杂志记者说：“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一套机制，让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绿色产业的投资中，而越来越少地进入有污染的产业中投资。”在他看来，绿色投资不仅是情怀投资，也完全可能是可持续、有盈利、有前景的金融业务。
作为中国绿色金融的顶级专家，马骏先生的贡献得到了诸多媒体的认可，2016年，他被《第一财经》评为“绿色金融领军人物”；2017年，又获《亚洲金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杰出贡献奖”。他的著作先后获中国银行业协会优秀成果一等奖、金融图书“金羊奖”和中国金融40人论坛年度书籍荣誉等。而他的观点、文章也经常出现在各大知名财经类媒体上，《国际融资》杂志也曾多次刊发他的署名文章。他是中英、中法绿色绿色金融合作的中方牵头人，也代表中国担任央行绿色网络监管工作组的主席，还兼任香港绿色金融协会的主席。
在许多国际论坛上，老外们都喜欢用“绿色金融先生”来介绍马骏对推动全球绿色金融所作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