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Funding low-carbon investments in the absence of a carbon tax

原文作者：Rozenberg, J., Hallegatte, S., Perrissin-Fabert, B., Hourcade, J.-C.

如今，气候变化被广泛认为是对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威胁。许多国家在未来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作出了各自的长期目标或承诺，以作为对气候变化的回应。尽管从理论研究出发，经济学家们认为引入碳税——对碳排放定价是将气候变化外部性进行内生化的最佳方案。但是碳税制度却在政治层面欠缺接受度。其中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代内公平问题，设定碳税将会对同时期的企业和家庭再分配产生负面的影响。尽管通过碳价格设定可以最大化社会整体福利（所有个体福利和未来的贴现），但却会带来一部分人的福利损失，不是帕累托最优改进；二是代际分配问题，通过现在支付昂贵的费用以换取远期未来的好处，是气候政策实施的障碍之一。特别在经济危机时期，这种贸易似乎对选民和决策者来说缺乏吸引力。

因为碳税制度在政治层面上难以被接受，一些次优的举措被不断提出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如世界银行等（2011年）列出了已提出的创新工具：对化石燃料使用的补贴转用于公共气候融资；国际航空和海运船载燃料税的市场化工具可作为气候融资的创新来源;碳市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多边开发银行通过新的集合融资安排（例如气候投资基金（CIF）和全球环境基金（GEF））调动资源。

而本文作者提供了差异化利率的制度设计方案，从而为低碳项目提供更廉价的资金来源。作者认为该方案避免代际分配问题，从而在政治上比其他选择更容易被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在减少总投资的情形下，不对即期消费产生影响。[1]虽然会对后代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未来可获得的资金变少，却可以在保护当代人们消费的同时[2]，为后代人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该方案尽管牺牲总效率（效率是以社会总体福利衡量），却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将会更有利于实施。 

制度设计：

首先是设立碳的价格。碳的价格不是像碳税一样直接作用于所有价格之中，而是对新资产——“碳证”（carbon certificates）进行定价。这些碳证具有固定的面值，是可以作为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的资产。它们将由独立的监管单位进行发行和分配，分配的数量根据该项目对碳减排的贡献而确定。

而其中就产生了监督、控制和识别项目的度量问题，需要确立“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标准——即MRV。作者认为可以对低碳项目的进行分类，给予同一种类的项目相同数量的碳证。如光伏电力计划将根据其生产能力和该国电力生产的平均碳含量分配若干证书。运用分类的方法可以简化程序，降低交易成本和项目不确定性，减少欺诈风险。然而整个计划需要取决于明确的类型和适当的规则和程序。且相应的程序需要针对新信息的产生和技术变化作出调整。 

接下来，拥有碳证的投资者可以用凭证获得银行的优惠贷款。商业银行愿意为他们提供优惠贷款是因为碳证可以作为法定准备金。如100美元的碳证，商业银行可以全数交给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如果准备金率为10%的话，就可以“免费”获得1000美元的现金。银行如果将其全部免费贷款给低碳投资者，就能最大地降低低碳项目融资利率。银行也可以将部分资金贷款给其他投资者，收取一定利率，从而获得利益。

碳证是不可换成现款的，即它们不能出售给中央银行，其价值仅体现在可作为法定准备金的地位。如果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储蓄或股权进行融资，投资者将被允许把碳证出售给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需要向商业银行借款的低碳项目投资者。这样即使该项目没有贷款，也能通过该机制获得资金支持。

通过碳证制度会创造出更多的货币，需要具有能够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进行货币的数量控制，对发行的证书数量进行控制或者调整不同种类项目所发行的碳证数。如果中央银行增加通胀目标，保持名义利率不变，就相当于用“通胀税”来支持低碳项目融资，而其他借款者和存款者将为此付出代价。

事实上，低碳项目产生的额外成本更多地是被经济发展、加速的通胀和常规项目更高的投资成本所覆盖。

结论

作者认为碳证制度能够推动世代之间的再分配。虽然代内分配问题的影响取决于通胀水平，但是在短时间内该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会小于碳税。碳证制度支持的更多是资本密集型项目，能够引导投资流入能源、建筑、运输和终端设备清洁技术等领域。即使没有征收碳税，也能开发相关技术和促进低碳投资。碳证制度需要与货币政策、公共财政预算约束相互作用，且碳证增加了资金的创造，影响利率水平，应该被考虑在短期货币政策设计制度之中。

[1]尽管总产出Y减少，但是消费C通过减少的投资I来维持。

[2]尽管消费的结构会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但是消费所带来的福利可以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