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的文章以中美两国为例讨论自由贸易。他运用李嘉图、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如何把国外的技术变化转变成两国都获益。但是，他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升可能仅对该国有帮助，这降低了两国之间的潜在贸易收益，从而持久地伤害另外一个国家。这种伤害不同于因短期成本调整、暂时的专利租金，以及知识垄断弱化而带来的短期伤害。不过，萨缪尔森强调，他的这些纠正和修订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或不应该引入选择性的保护主义措施。即使自由贸易世界中随机演化的比较优势会带来真正的伤害，民主国家为自卫而想方设法采取的行动常常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相比于政治游说产生的关税和配额这种民主的堕落和显而易见的无谓扭曲，自由贸易实际上可能是每个国家最好的选择。本文原载《比较》91辑（2017年第4辑，点文末阅读原文可订购）。
新兴的中国和印度凭借低水平工资、外包和神话般的出口导向式发展，致使美国流失了大量好的工作岗位，大部分非经济学者对此心怀恐惧。这是当下的热点话题，未来十年其热度也不会减退。
一群才华横溢的主流经济学家加入了这场争论，试图教导和规劝那些热衷于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艾伦·格林斯潘、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格里高利·曼昆、道格拉斯·欧文等经济学家最近提出了一个论点并在学界广泛流传，其基本意思如下：
是的，短期内我们有可能失去好的工作岗位。但是，根据比较优势这一经济法则，美国总的净国民产值长期来看会得到提高（中国也是如此）。合理的测算表明，自由贸易给赢家带来的收益最终会超过输家的损失。这不是什么神秘的模糊戏法，而是因为国际贸易促成了民主国家人民所需要的全球商品和服务总量的增加。除了承认生产者在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损失之外，切不要忘了计算消费者获得的好处。
正确的经济学法则承认，美国某些利益集团会受到方兴未艾的国际自由贸易的伤害。在美国，赢家的所得超过输家的损失，这证明了经济学法则所采用的“创造性破坏”一词的正确性。
有些讽刺的是，收益一定大于损失可能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论断，我的“1972年小诺贝尔演讲”（Little Nobel Lecture of 1972，1972b）以及本文所引用的其他文献（参见Johnson and Stafford，1993；Gomory and Baumol，2000）证明了这一点。本文将对那些广为流传且引发争论的不实之词予以说明。
本文的李嘉图均衡分析假设中国和美国不存在永久性的工作岗位流失，而是关注一个关键问题：“发明A或发明B是降低还是提高了支撑两国市场充分就业的新的市场出清实际工资？”
本文第Ⅰ节首先用21世纪的李嘉图—穆勒模型来严谨分析如下理论场景：在自给自足无任何贸易的情形下，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可以精确测算为美国的1/10。由此，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可被设定为平均是美国的1/10。大致来说，中国的劳动总人口是美国的10倍，因此自给自足条件下地区总规模差异的有偏影响可以不纳入分析。此例中，只有商品1和商品2，按约翰·穆勒的方式假定中美两国的需求偏好相同，更确切地说，消费者总是将可支配收入平均分配在商品1和商品2上。
尽管美国在绝对生产率上一开始占据10∶1的优势，我的例子却假定，在商品1上，中国的生产率不及美国的1/10；在商品2上，中国的生产率不低于美国的1/10。判断上的差异导致赛马赌博下注方向不同。商品1和商品2的相对地理生产率差异（注意是相对！）解释了为什么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可带来回报。差异万岁！
在本文的第Ⅰ(a)节，我分析地理上的专业化和公平自由贸易如何使两国自给自足的实际收入倍增。到这里为止，参与争论的经济学家们值得赞扬。
第Ⅰ(b)节继续解释为何美国和中国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直至熊彼特所言的技术进步在中国发生，并将它在商品2上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倍，而这是中国一直在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在我假设的例子中，中国平均生产率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实际工资水平也远远低于美国。
简而言之，在公平贸易的新均衡点上，美国会有更好的实际国民净产出，美国人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进口商品。在李嘉图—穆勒模型中，中国在商品2上提高了生产率，这也增加了实际的国民净产出，美国碰巧也是如此。此时，尽管中国的贸易条件某种程度上有所恶化，但在穆勒式的需求弹性下，中国的人均国民总产出并不会下降。
在本文的第Ⅱ节，我将痛击经济学家们在全球化问题上过分简单的洋洋自得。本节转而关注中国新的技术创新。中国在原来美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1上取得进展（也许是靠模仿，也许是靠心灵手巧，也许是其他原因）。纽约银行信用卡业务的电话中心设在美国南达科他州，那里高智商的中学毕业生接线员的工资是美国最低工资的1.5倍，而这些接线员90年代之后遭解雇；孟买的服务外包中心接收了这部分市场需求。孟买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南达科他州，但在印度是高工资，远远超过他们的叔叔阿姨挣的钱。对于这种外包给美国带来的长期影响，李嘉图—穆勒模型能告诉我们什么？在本文第Ⅱ节，新的李嘉图生产率告诉我们，创新使中国在原本美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获得了比较优势，这种外国的创新可能会给美国造成长期的人均实际收入损失。这种损失甚至等于自给自足情形下的全部收益。记住这不是短期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可能会造成长期损失。（“长期”指的是新发明后的技术继续得到应用）。
在李嘉图均衡分析中，从来不会有长期失业。因此，关键不在于美国的长期失业，而在于活跃的自由贸易拉低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出清工资。（本文第Ⅱ节忽略了美国如何从更低廉的进口中受益吗？答案是没有忽略。其实根本就没有那样精确的净收益，有的只是不利的新贸易条件。）
最后，结尾部分会评论前两节所做分析的稳健性和相关性。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看，李嘉图定理基本上还是适用的。
第Ⅰ (a) 节相比自给自足，自由贸易如何提高两国的人均实际收入?
分析性的证据胜过围绕经济学法则的夸夸其谈。我们从中国拥有美国平均生产率的1/10开始。为消除两国总产出和劳动力的复杂差异，将中国的劳动力设定为美国的10倍，即美国总劳动力数量是100，中国是1000。
均衡“之前”的自给自足
在自给自足情形下，美国如果把100个劳动力中的50个投入商品1的生产，可以生产100个商品1；如果把另外50个劳动力投入商品2，能生产25个商品2。类似的计算也适用于中国：500个劳动力仅生产25个商品1；另外500个劳动力生产100个商品2。因为人们会把收入对半花在两种商品上，竞争会假设自给自足情形下两国必定在两种商品上平均分配劳动投入。
在自给自足情形下，美国生产一个商品2的机会成本是4个商品1，中国是1/4个商品1。地理上的生产率相对差异和自给自足情形下的价格相对差异，构成了比较优势导致的地理专业分工的基础，而这将成倍放大全球劳动生产率！
我在这里的分析超越了19世纪的李嘉图—穆勒模型，就在于承认穆勒关于人们将收入平均花在两种商品上的假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计量工具，用它来为实际国民收入和实际全球收入设定一个指数。这一指数就是消费的几何平均数。因此在美国，自给自足情形下实际收入可以用生产100单位商品1和生产25单位商品2的几何平均数来衡量，即100的平方根乘以25的平方根，再除以美国劳动力人口100，得到美国实际人均收入0.5。中国在自给自足情形下的实际收入是生产25单位商品1和100单位商品2的几何平均数，即25的平方根乘以100的平方根，得到50。再除以中国人口1000，得到实际人均收入是0.05。
同样，中国的人均实际国民净产出0.05也可以用公式计算如下：
上述中国和美国总产出的计算公式来自我构建的简化例子。接下来我们从自给自足情形转向自由贸易，推导出两国实际人均福利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均大幅增加的结论。
均衡“之后”的自由贸易
目前，模型假定资本流动为零。在自由贸易均衡中，贸易收支差额也始终为零。没有关税、配额或运输成本，自由贸易的相对价格最终会趋向一致。当然，两国实际工资在自由贸易下提高，之后依然会保持差异。
分析自由贸易的第一步就是推导专业化分工的模式。生产商品1的机会成本，用商品2的贸易条件表示，在美国要更低，于是竞争会推动美国专业化生产商品1。生产商品2的机会成本，用商品1的贸易条件表示，在中国要更低，于是竞争会推动中国专业化生产商品2。确实美国“贪婪的达尔文主义竞争”会导致美国只集中生产商品1；100个美国工人在其生产率为2的水平上生产了200单位的商品1。中国的比较优势会推动其竞争者只生产商品2；1000个中国工人在美国2/10的生产率水平上生产出了200单位的商品2。相比自给自足，基于地理上的专业化生产的自由贸易大幅提高了全球总收入。每一商品的世界产出在自给自足情形下是125单位，在自由贸易的专业化生产时期则提升了60%。
两个国家会进口自己不生产的商品，在市场出清价格上让国际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地理上的专业化生产让各个区域的劳动力只生产他们相对最擅长生产的商品，然后相互之间贸易，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最终能够消除自给自足时的价格差异。
运用穆勒关于收入会在两国和两种商品之间平均分配的假设，以及全球专业化生产将实现两种商品各200单位的事实，我们可以发现，通过无摩擦的拍卖交易，两国的自由贸易价格
是相等的，且等于200/200，或者说等于1。在这一均衡的价格结构下（这一结构是根据我的信息不对称例子构想出来的人为事实，这是为了使消费者更容易理解），两国会平均分享全球实际总产出，但人均产出并不相等。当两国都消费100单位的两种商品时，也就是全球200单位产出的一半，自由贸易的几何平均数是自给自足时的2倍。（如果不考虑对称的假设，与两国自给自足时相比，贸易收益仍然是正的，但并不必然相等。）
很多现实的不对称性会使上述例子中相等的收益比例不成立。最重要的是如下反直觉的事实：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劳动力人口减少会提高其人均实际收入，代价就是美国自由贸易收益的减少！非经济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能会推测出相反的结论，却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第Ⅰ(b)节中国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一定会提高美国的实际人均收入，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会反过来降低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
在技术进步发生前后，李嘉图式的比较优势差异继续推动美国只专业生产商品1，中国专业生产商品2。当全部100个美国工人都生产商品1时，他们依然只能生产总共200个单位的商品1；当全部1000个中国工人只生产商品2时，在技术进步后的更高生产率水平上，现在可以生产800个商品2。很明显世界产出由于中国生产率的提升也得到了提高。
在穆勒式的需求下，中国也获得了可观的好处。但是，我们假定，实际需求要比穆勒式的需求结构更缺乏弹性。于是，中国商品2的供给增加4倍时，也会降低中国的出口贸易条件
，从而使技术进步后的人均收入低于技术进步之前，这是件痛苦的事情（技术进步后，中国占全球的净国民产出也一路掉到1/5，不复之前的1/2水平）。在经济学文献中，一国的自我贫困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在这场全球化的辩论中，这种情形也确实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第Ⅱ节中国在商品1上取得了外生的生产率提升，且足以降低美国在商品1上的产出时，美国将长期遭受实际人均收入损失。
第Ⅰ节论证美国从中国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中获益，与此相反，本节的分析将驳斥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论断——美国不会遭受自由贸易世界中的国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长期损害。
在技术进步之前，自由贸易使美国生产的商品1增加了200单位，中国生产的商品2增加了200单位。这平衡的两个数字使
趋向一致。这一不错的平衡意味着两国平均分享世界国民收入，即几何均值
。关注美国人均福利增加意味着在技术进步之前的自由贸易情形下，人均净国民产出是1/2(200)/100=1.0。问题在于：技术进步之后，美国自给自足的人均几何均值仍能保持之前的水平吗？答案是令人惊讶的“不能”。在我们假设的例子中，中国技术进步迫使美国重回自给自足的状态，但是其技术水平不变，于是美国再次将其100个工人平均分配用来生产商品1和商品2。美国生产50·2=100单位的商品1和50·1/2=25单位的商品2，其实际人均收入可以计算为
。可以肯定这个数字低于最早自由贸易情形下的人均国民收入1.0。这一自由贸易的新风也会吹到中国。但是，在我过于戏剧化的例子中，自由贸易的新风把美国先前享受的自由贸易所得吹得一干二净。（“测验题”：未来是否会有某种技术进步的模式又一次减少美国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中获得的绝对人均收益？正确答案是：会。但是不太可能以这种戏剧化的方式发生。）
有时，还会出现“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情形，在这类情形中，自由贸易自生自发地扼杀了全部贸易，美国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第Ⅱ节所描述的情况在经济史上屡见不鲜，一开始悄然发生，后来呈不可阻挡之势：美国农业两个世纪前开始从东海岸转移到西海岸；上世界早期纺织业、制鞋业和制造业从新英格兰地区转移到低工资的南部；1850年之后制造业霸主的地位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等。甚至领先者继续保持绝对增长，其速度也往往因低工资的竞争对手和技术模仿者所掀起的逆风而变慢。
尾声
本文第Ⅰ节和第Ⅱ节解释了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如何把来自国外的技术变化转变成两国都获益；但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升仅对该国有帮助，但同时降低了两国之间的潜在贸易收益，从而持久地伤害另外一个国家。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长期的熊彼特效应，这不同于因短期成本调整或暂时的专利租金以及知识垄断弱化而带来的短期伤害。
我的这些纠正和修订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或不应该引入选择性的保护主义措施。即使自由贸易世界中随机演化的比较优势会带来真正的伤害，民主国家为自卫而想方设法采取的行动常常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关全球化，我有如下实用而科学的正确解读：
如果过去或未来出现了A、B两类发明，A发明损害了你的国家，B发明有利于你的国家，而两类发明都增加了世界的实际净国民产出，那么相比政治说客游说产生的关税和配额——这是民主的堕落和显而易见的无谓损失，自由贸易实际上可能是对每个国家最好的选择。20世纪头10年，自由贸易者们宣称“关税是托拉斯之母”。千禧年来临之际，更富有意义的一个事实恐怕是“关税是经济动脉硬化的诱因”。
在评判我的李嘉图—穆勒简化模型对复杂现实的解释力时，应当考虑如下几点：
1. 在现有基础上即便增加非贸易品或国际贸易的现实障碍，分析推导也无法推翻我的基本发现。
2. 即使在只包含劳动力的李嘉图模型中加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赫克歇尔、俄林、维纳、哈伯勒、勒纳、斯托尔珀—萨缪尔森、麦肯齐、琼斯和其他经济学家构建的多要素贸易模型，以及早期的马歇尔和埃奇沃思模型，我的定性结论也依然成立。多恩布什、费希尔和萨缪尔森（Dornbusch-Fischer-Samuelson，1980）的多要素模型很好地一般化了他们在1977年构建的只包含劳动力的李嘉图模型，因此我们会发现本文第Ⅰ节和第Ⅱ节的定性分析结果能很好地适用于多要素和劳动力单一要素的情形。
3. 按照经典贸易理论，本文对所有自由贸易均衡的分析都以零净资本流动为假设。在这个美国净外债长期积累的时代，如此简单的李嘉图—穆勒模型有点像“不忧郁的哈姆雷特”。非经济学者喜欢沃伦·巴菲特——世界上最富有和成功的投资者。在2003年11月的《财富》杂志上，他将美国长期国际收支赤字归罪于自由贸易，随后建议出台拍卖税（auction taxes），以迫使美国实现借贷平衡。本文的分析可以推导出可测度的自我损害，奉行巴菲特哲学将祸及美国。至于美国单方面的国际收支赤字，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来客观地论述。
4. 两个国家、两种商品或三种商品模型中成立的精髓，在N个国家M种商品的李嘉图—穆勒模型中也可以成立。
5. 亚当·斯密、阿林·扬、俄林和克鲁格曼的贸易模型全都建立在与技术的规模报酬递增紧密相关的不完全竞争假设之上，这在经典李嘉图竞争理论那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析。然而，戈莫里和鲍莫尔（Gomory and Baumol，2000）针对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形，给出了和我相似的结论。我应该补充一点：全球化扩大了市场规模，赋予这一竞争模型比1890—1950时代的竞争模型更多的政策含义。
6. 从现实主义和政策角度来看，我最重要的遗漏是，将每个地区的所有人都视作同质的李嘉图模型中的劳动者。这阻碍了我们理解真实的案例，其中，一部分美国人（资本家及有技能的计算机专家）可能受益于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恰恰导致自由贸易时的半熟练工人或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幅下降。幸运的是，我的几何平均值方法可以用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异质性不但没有冲淡本文的主题，反而放大了其重要性。想象这样一个场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使未来美国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受损，但提高了另一个群体的福利，这证明赢家可以转移一部分收益，使美国不会在自由贸易之后出现体量庞大的受损群体。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补偿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得到实施或将要得到实施，非经济学人士应该接受这一强有力的反驳吗？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说：“让人们吃蛋糕好了”。但是，历史记录表明，根本没有食糖和面粉转移给王后的农夫子民。即使智者格林斯潘，有时候说话听上去也挺像这位王后。在有关效率与公平的道德辩论中，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们的文献，如希克斯、勒纳、卡尔多、西托夫斯基等人，更别说之前的穆勒、埃奇沃思、帕累托和维纳的著作，都产生了某种误导。
一边是政策，另一边是道德判断，主流的贸易经济学家没能充分注意到，美国的人均收入和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大约1/3的美国人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胜任技能性的专业工作。如果允许有类似能力的移民大量进入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就必然会预测美国国内此类工人的工资会大幅下降，而新移民的工资却大大高于其在母国的实际工资。
1948—1949年，我复兴并完善了1919—1933年赫克歇尔和俄林关于商品贸易使要素价格准均等化的论点，我们在“二战”结束后也见证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历史上，美国工人曾经垄断性地拥有美国丰富的资本和专有技术（科学、工程和管理方面的）。美国人可以说是含着银汤匙长大的，这也解释了历史上为什么清洁工、管家、小企业主等工作在美国的市场出清实际工资如此之高。但是“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专业知识和资金开始向全球流动。这意味着外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大批劳动力，首先是西欧，接着是太平洋沿岸国家，能够也的确给美国中产和低产阶层的工资收入水平施加了类似的竞争压力。
2000年之后出现的外包潮本应该在1950年就被预测到。根据基本的经济学法则，这一潮流只会在2004—2050年盛行。其他作者可以在本文第Ⅰ节、第Ⅱ节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内容，来解释为何美国在全球总产出中的比例会从1945年“二战”结束时的几近50%（彼时欧洲和日本正处于暂时性的混乱）跌到40%，之后是30%，根据经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收入的佩恩世界表，现在可能低至1/5到1/4的水平。尽管这些趋势不意味着美国影响力的绝对衰落，但也大致反映了一股逆风的存在，使得20世纪后半叶后凯恩斯时期的实际增长速度放缓。
无须惊讶，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例如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甚至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在20世纪末缩短了与领头羊美国在实际人均收入上的差距。1950—1980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欧。有人会问这个蜿蜒前行的自行车队中的一个或更多选手，能否完全追赶上美国的自行车甚至超越美国。佩恩世界表和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做了相似的估计，认为这种情况似乎还不太可能发生。这是否意味着随着美国的原创创新在世界各地传播，它们已经成为解释美国的领导地位日益下降的重要因素？
虽然我们还不能贸然断言，但实际上，有一些启发性的证据显示法国或者德国在每小时的生产率上确实超过了美国。只要法国和德国在周平均或月平均工作小时数与美国相当，它们就有可能领跑美国。在解释当代的全球和本地经济的动态变化模式时，主观偏好显然可以改变李嘉图式的技术参数。
即便我的假说有所夸大，它们似乎也都是李嘉图—穆勒模型和其他更多李嘉图模型所给出的结论。
来源：保罗·萨缪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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