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再勇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甘肃省金融学会会长

从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的发展实际出发，当前我国需要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本文提出了绿色普惠金融的概念，概括了绿色普惠金融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了绿色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目标和路径。

一、绿色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

截至2017年末，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之一，是世界上同时提出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政策体系的少数经济体之一，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发展规模世界瞩目。但是，当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保持相对独立发展的态势，分别规划、指导、推动，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实际需要相比有差距。站在适应、引导金融发展前进方向的角度，理论界应提出绿色普惠金融概念并形成相应理论框架。

绿色普惠金融是实现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统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金融业改革发展要自觉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率。绿色普惠金融强调绿色理念，引导金融资源支持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项目建设，推动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突出共享概念，引导金融资源服务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同时秉持开放态度，鼓励金融部门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推动金融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

绿色普惠金融是打赢“三大攻坚战”的重要利器。今后三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实践证明，普惠金融目标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以下简称为普惠对象），提供成本可负担、适当、有效、可持续的金融服务，在支持精准脱贫、服务低收入人群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污染防治则离不开绿色金融支持，无论是经济结构由“两高一剩”向资源节约型转变，还是污染治理、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等，绿色金融都是市场化资金的主要来源。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都面临商业可持续与风险防范问题。而绿色普惠金融能将“三大攻坚战”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扶贫脱贫过程中既要注重环境保护，也要在生产、生活中构造绿色、和谐的生态环境，同时创新体制机制，通过产业、金融、财政等立体政策支持，降低金融运行成本，防范金融风险。

绿色普惠金融有利于夯实绿色金融的微观基础。绿色金融虽然概念新，但在我国发展很快。据中国银保监会2018年2月的数据，绿色信贷规模从2013年末的5.20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6月末的8.22万亿元人民币[1]。2018年上半年中国发行的符合国际定义的绿色债券607.5亿元人民币（92.9亿美元），占全球同期绿色债券发行量的12.5%[2]。其他绿色融资模式，包括绿色股权融资、绿色非金融债券、碳资产。总体来看，绿色金融的各融资模式，主要集中在“大行业、大企业、大银行、大客户”，绿色金融发展的微观基础还比较薄弱，普通大众、小微企业的参与度还不高。发展绿色普惠金融，可以促进绿色金融普惠化，引导绿色金融向普惠对象渗透，扩大绿色金融的参与主体。

绿色普惠金融有利于引领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普惠”着眼于“面”上的延展，“绿色”着眼于“质”上的提升。仅有“面”上的延展而无“质”上的提升，依然是粗放、不可持续的，甚至与生态保护要求相背。发展绿色普惠金融，强调普惠金融绿色化，将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相结合，可以促进普惠金融向绿色、高效的行业迈进，引领普惠金融向健康、有序、高层次的方向发展，进而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普惠金融是当前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的突破口。近来，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增速开始有所收敛。2018年第一季度，绿色债券和绿色股票融资规模环比分别下降了60%和10%，绿色证券投资基金数量零增长[3]。上半年中国发行的符合国际定义的绿色债券占全球发行量的比重较年初下降了2.5个百分点[4]。普惠金融方面，虽然可得性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但金融服务的使用效果还不理想[5]。要解决这两方面问题，需要大力发展绿色普惠金融，结合正在实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乡村振兴战略，坚持推广“绿色+普惠”“科技+普惠”的支持政策，加大金融在污染治理、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特色小镇、绿色消费、循环经济等领域的支持，促进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从追求规模向追求质量转型，为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

二、绿色普惠金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但凡概念，皆有必要界定内涵和外延，统一概括研究对象本身特有的基本属性，据此确定研究对象的数量和范围。绿色普惠金融是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交集，两者服务对象不同，前者主要是为改善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节约资源的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服务，后者主要服务普惠对象。因此，我们把绿色普惠金融的内涵概括为：在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条件下，为普惠对象提供相关绿色金融服务，促进他们参与绿色经济、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的金融活动。其本质是坚持可得性、可持续性、绿色性的三者统一，不断增强金融服务普惠对象的绿色发展能力。

从这个定义出发，绿色普惠金融的外延包括：

为普惠对象提供绿色、便捷、安全的存取款、转账、结算、支付、兑换等金融服务。这类金融服务本身低耗能、无污染，具有天然的绿色性，因此，向普惠对象提供相关金融服务是绿色普惠金融的应有之意。

为普惠对象从事绿色创业、生产活动提供金融服务。对于低收入、有生产能力、无抵押担保的普惠对象，尤其需要依靠普惠金融支持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针对他们的创新创业活动，根据绿色标准予以区分，属于绿色生产方式的，纳入绿色普惠金融范畴，执行绿色普惠政策。

为普惠对象从事绿色消费提供金融服务。随着社会进步和物质丰富，人们的消费行为边界极大地扩张了，由此产生的废弃物、垃圾和能源消耗为自然带来了日益沉重的负担。倡导绿色消费、低碳消费正在成为未来倡导的生活方式。普惠对象点多面广，但他们的自身财务状况又容易被正规金融排除在外。绿色普惠金融聚焦这部分人群的绿色消费需求，引导他们健康、绿色的消费方式，可以减少废弃物排放，使他们融入环保低碳的生活主流。

为引导抵押品缺乏、财务报表不规范的小微企业转向绿色生产、技术创新提供金融服务。截至2017年末，我国小微企业法人约有2800万户[6]，分布在各产业、各领域，占全部市场主体的绝大多数，是发展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道。没有小微企业的绿色化，就没有经济结构的绿色化。小微企业往往因为缺少抵押品、质押品，财务制度不健全，信用记录不佳等多种原因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而发展绿色普惠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引导小微企业从事绿色生产、绿色服务，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在各产业链嵌入绿色普惠金融，打通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之间的绿色通道，服务小微企业。大中企业在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绿色金融支持的重点，但大中企业并不是生产链、供应链的全部，更多的小微企业作为各绿色产业的上下游合作单位，参与绿色生产过程。当前对大中企业的绿色金融支持容易得到重视和满足，但与之相关的小微企业却容易被忽视，发展绿色普惠金融，可以弥补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短板，促进不同规模企业的共同发展。

三、绿色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目标

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绿色普惠金融必将依附并以支持实体经济为己任。发展绿色普惠金融，就是要立足上述外延所指的五个方面，深化内涵所指的服务内容。总体来说，绿色普惠金融既服务生产领域，也服务生活领域；既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融资、绿色保险等金融支持，也包括支付、结算、评级等金融服务；既注重自然人，也关注小微企业法人。具体而言，以下领域是绿色普惠金融发展的支点。 

表1  绿色普惠金融内涵解析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普惠对象		服务内容
生产领域	第一产业	绿色农业	绿色信贷、绿色融资、绿色保险等金融支持； 支付、结算、兑换等金融服务。
	第二产业	清洁能源、清洁供暖
		绿色建筑
		绿色制造
	第三产业	绿色旅游、电商、物流等
生活领域		绿色消费
其    他		金融业本身的绿色化和普惠性

 （一）发展绿色有机农业

农业是绿色普惠金融最集中最显性支持的产业，但不是一切种养殖业都属于绿色普惠金融支持的范畴。只有走绿色化、生态化、循环发展道路的具体农业项目才是绿色普惠金融的扶持对象：一是传统农业生态化。我国农业生态基础比较脆弱，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生态农业势在必行。绿色普惠金融积极支持高效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应用，提高农田灌溉有效利用系数和绿色防控技术覆盖率，有利于减少农业投入品使用量，避免生产过程中的高污染、高成本、高风险，促进传统农业向绿色、有机、高效的生态农业过渡。二是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条。以甘肃陇南市油橄榄产业为例，陇南地处秦巴山区集中特困连片地区，也是5·12地震重灾区，因为这里气候、土壤条件与地中海沿岸相似，近年来油橄榄产业迅速发展，在金融部门支持下，相关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开发了橄榄油、橄榄酒、橄榄醋等特色系列产品，拓宽油橄榄产业链，增加产业附加值。截至2017年末，油橄榄产业帮助全市159个村、21万人如期脱贫[7]。类似这样的绿色生态产业，全国各地不胜枚举，绿色普惠金融应瞄准方向，助推当地特色产业高效发展。三是大力支持循环农业。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对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普惠金融应大力支持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农膜回收为纽带的循环农业技术和模式，助推创建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发展示范县、示范区，提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品优质安全的循环农业发展之路。

（二）发展绿色第二产业

绿色第二产业中与普惠特性紧密结合的主要有清洁能源、清洁供暖、绿色建筑和绿色制造供应链，这些是绿色普惠金融支持的重点。一是支持清洁能源、清洁供暖。清洁能源、清洁供暖是应对气候变化、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有效改变能源和供暖方式，将极大改善北方地区空气质量，提升社会福利。绿色普惠金融可以面对广大农村居民和小微企业，在清洁能源、清洁供暖产品生产、销售、推广过程中发挥作用，促进清洁能源产品的普及。二是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当前我国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如城镇既有建筑中大约60%的建筑不节能；绿色建筑总量规模偏少，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建筑节能刚刚起步，推进步伐缓慢；绿色节能建筑材料质量不高等[8]。然而建筑市场规模大，人们参与度高，绿色普惠金融在绿色建筑产品生产、建设、家装过程中，可以广泛参与，为广大消费者、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便利，支持引导绿色建筑发展。三是打造绿色制造供应链。制造业是第二产业的主体部门，促进绿色制造，不是依靠单个企业、单个产品，而是需要制造产业的全链条绿色化。打造绿色供应链，绿色普惠金融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可以引导鼓励企业建立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的采购、生产、营销、回收及物流体系，推动上下游企业共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绩效，达到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影响最小化、链上企业绿色化的目标。

（三）支持乡村第三产业

大力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电商、物流等第三产业，把县域以下的资源利用好，把广大农村特色产品营销好。绿色普惠金融兼顾绿色效益和金融服务可得性，易于找到与乡村旅游、电商、物流等产业的结合点，通过加大对乡村旅游经营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金融支持力度，结合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新农村建设等工作，能够带动周边乡村发展民宿、餐饮、购物、电商、现代物流等业态发展，调动多方资源增强乡村旅游脱贫富民、县域经济强身健体功能。

（四）促进大众绿色消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6〕353号）明确指出，“银行金融业机构要认真落实绿色信贷指引，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开展绿色消费信贷业务。研究出台支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品、设施等绿色消费信贷的激励政策，促进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开发新能源汽车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为绿色建筑提供保险保障。研究建立绿色消费积分制。”绿色普惠金融应把政策要求与普惠群体的消费需求结合起来，突出绿色导向。这方面，一些金融机构已经作了有益尝试。比如，兴业银行与环境交易所合作，推出针对个人客户的低碳主题信用卡，并为个人消费建立一个减排账户，在发生每一笔消费时捐出一分钱，用于支持绿色领域的发展[9]。蚂蚁金服尝试对带有绿色信用标签的用户提供优惠信贷支持，包括向农村提供节能型车辆购置融资，为菜鸟物流合作伙伴提供优惠信贷支持更换环保电动车。以此为例，绿色普惠经金融应积极开发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创造自身利润的同时促进绿色消费。

（五）增强金融业本身的绿色化和普惠性

发展绿色普惠金融，金融业本身更要注重自身绿色化建设和普惠性发展，重点做到四个并重。一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并重。在提供绿色普惠信贷、融资和保险的同时，也要注意提升支付、结算、兑换、存取款等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二是国内业务和国外业务并重。在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大背景下，既注意发展国内绿色业务，也关注满足国外绿色金融动向和需求，倡导落实《中国对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倡议》。三是小微企业与个人并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在开户、存取款、电子支付方面属于中上游水平，但贷款的可得性、社会福利的支付、保险、家庭生产单位相关的金融服务和财富管理相对落后。未来绿色普惠金融既要注重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要注意提高个人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四是传统服务与数字技术并重。近年来，通过便民金融服务点、物理网点建设，偏远地区金融服务获得性得到质的提升，但成本高效率低，逐渐理性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普惠金融的有益补充，绿色普惠金融要善于利用传统手段和数字技术，发挥两者优势。

四、绿色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路径

绿色普惠金融是包含项目识别、产品设计、技术支持、政策激励、组织保障的综合系统。绿色普惠金融兼有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对自然生态、社会发展的正外部性，存在商业可持续性与大众可获得性的内在矛盾。作为绿色与普惠的交集，理论上，绿色普惠金融的正外部性更强，风险特征更大，运行成本更高，在实践层面，需要更大力度的外部政策支持。

制定绿色普惠金融支持项目目录。明确绿色金融标准是推进绿色普惠金融工作的前提。当前，绿色金融标准化工程已被列为“十三五”时期金融业标准化五大重点工程之一，绿色金融标准化建设正在逐步推进。在行业标准出台之前，各地先行先试，制定绿色普惠金融支持项目目录是推动绿色普惠金融工作最务实可行的方式。结合目前国家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举措，以绿色为导向，按照由粗到细、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各省可以以县域为单位，结合地方特色，由经济发展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及金融部门共同编制《绿色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和创新创业项目目录》。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对接地气贴实际的循环农业、新能源开发、污染治理、绿色建筑、绿色消费、生态旅游、特色小镇等项目进行分类整理，制定指导性文件，只要投资主体符合普惠对象标准，即列为绿色普惠金融支持项目，引导资金投向自然环境友好型、投资主体微众化的行业和项目。

丰富绿色普惠金融产品。在保障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开户、存取款、支付、结算等基本金融服务基础上，创新信贷服务，依托税收、电费、订单等多渠道信息，推出“税易贷”“电子商务贷”“家庭农场贷”等方便快捷的信贷产品。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大力发展中药材、蔬菜、水果等地方险种。推广农牧业灾害保险，加强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力度。探索开展价格保险、天气指数保险和“目标价格保险＋期货”试点。推动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大力发展环境责任险。开发适合低收入人群、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小额人身保险及相关产品。加强绿色理财、绿色按揭产品创新，开发绿色指数及相关产品。推广应用绿色信贷积分、建立个人碳账户等新方法引导人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绿色消费。

充分利用网络和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相结合，深刻改变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模式，拓宽了金融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降低了金融服务财务成本和生态成本，缩小了金融服务差距。因此，要坚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思路，推进银行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兴支付工具和方式的普及与使用。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促进绿色普惠金融线下产品线上化。整合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现有平台，开发批量化、生态化应用场景，提升客户体验。加强金融部门与互利网技术部门的合作，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生物识别等技术对绿色普惠金融在客户识别、项目认证、风险评估等方面的技术支持，提高绿色普惠金融服务效率。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议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绿色普惠金融发展。一是用好财税政策。加大财政支持绿色普惠信贷力度，对金融机构小微企业绿色信贷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好的绿色普惠金融项目及承办金融机构给予财税奖励。设立地方绿色普惠发展基金、绿色普惠担保基金，以市场手段为绿色普惠金融分担风险，放大资金投入来源。完善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实行占补平衡，增强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能力。二是用好信贷政策。增加支小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建立再贷款投放和小微企业绿色信贷发放的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加大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推动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对绿色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低成本资金来源。支持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绿色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产品，盘活信贷资源[10]。三是用好产业政策。发改委近日出台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规〔2018〕943号），着力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相关产品的成本变动最终将反映到企业财务成本中，从而影响绿色普惠金融决策过程，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商务部、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商建函〔2018〕142号），将构建绿色供应链列为重点任务，引导地方和企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原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将利用工业转型升级资金、专项建设基金、绿色信贷等相关政策扶持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作，鼓励金融机构为绿色制造示范企业、园区提供便捷、优惠的担保服务和信贷支持。四是发挥政策合力。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可适当运用自由裁量权，结合地方实际，对地方金融机构MPA考核时综合考虑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因素，突出概念交叉，体现政策优惠，形成绿色普惠导向。

做好配套保障措施。一是金融机构完善自身组织架构。一些已经设立了绿色金融部、普惠金融部的银行，可以考虑两者的融合交流，提升绿色普惠金融服务针对性。实行差别化授信政策，对于绿色普惠信贷，下放权限深化服务，加大支持力度。二是加快绿色信贷第三方评估机构和市场建设，降低评估费用，增强绿色普惠项目评估独立性和公正性，不断提升小微企业绿色融资积极性。三是完善林权、排污权、碳交易等绿色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市场流通变现能力，扩充抵押品范围。四是促进信息披露，加强信息共享。建议成立覆盖小微企业环保、税务、工商、社保、公积金、供电、水务、司法、房地产等信用信息的大数据共享平台，为金融服务和定价提供参考和依据。提升企业、金融机构参与绿色生产、承担社会责任的声誉激励，营造绿色普惠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五是探索开展绿色普惠金融统计监测，及时分析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数据支撑，促进绿色普惠金融事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