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兰根｜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董事长，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江苏大学财经学院产业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创新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管理学博士。曾担任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交通银行苏州分行行长、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恒鑫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入选“江苏省人才333工程”之首届科技企业家。社会职务有江苏省资本市场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对外科学技术促进会副会长。受聘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MBA导师。获聘南京扬子江新金融智库专家、南京江北新区高层次人才举荐委员会委员等。
2011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先后批准并在八座城市试点碳排放交易。随着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碳交易领域相关工作得到快速推进。3月29日，生态环境部下发《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首先在发电行业启动碳排放摸底，为碳配额和碳交易启动基础工作；3月30日，生态环境部就《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公开征集意见，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进入快车道。碳交易究竟有何意义与价值，对未来碳中和过程中意味着什么，我们专访了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束蘭根博士。
Ｑ｜中国经济时报
Ａ｜束兰根
Q：请您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进行碳交易？
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一项政策工具，它可通过良好的机制设计实现一系列成果，其中包括环境、社会领域的有效成果。在一个碳交易体系下，相关政府机构设定其经济体中一个或多个行业的排放总量，并发放一定数量的可交易配额，但可交易配额总量不得超过排放总量，每个配额对应于一个排放量单位（通常为一吨）。控制配额总量和构建旨在交易配额的市场推动形成配额价格，由此形成鼓励碳减排的激励机制。
Q：我们注意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中提到了未来的碳排放有偿配额，请问碳排放交易与碳税有什么区别？
A：碳排放交易和碳税两者均旨在通过设定碳排放价格内化为碳减排的社会成本。
两者具有一些显著的共同点：一是改变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行为，以此减少碳减排；二是激励技术与实践创新；三是促进环境、健康、经济和社会协同效应；四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政府可将其用于减少其他税费或支持气候行动或其他领域的公共支出。
同时，碳排放交易和碳税也存在一些区别：实施碳税制度时，政府可设定碳价（碳成本），让市场决定总排放量水平；而实施碳排放交易时，政府可决定总排放水平，让市场决定碳价（碳成本）。无论何种方式，碳成本的确定，都将引导资本流动，挖掘企业家在低碳产品开发与创新领域的创造力，以此加速减排进程。从经济角度讲，碳定价对诸如清洁能源行业的经营效果提升有益，也似的相关行业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当然，碳定价本身无法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复杂驱动因素，还需要整合法规、标准、激励机制和教育计划，并制定和实施其他措施。
Q：什么是碳定价FASTER原则？
A：成功实施碳定价的FASTER原则由世界银行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开发，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
F代表Fairness，意为公平性原则：反映“污染者付费”的要求，这一原则有助于公平分配成本和收益，以此避免弱势群体承担与其不相称的负担；
A代表Alignent of policies and objectinves，意为政策与目标相统一原则：即使用碳定价作为一揽子措施之一时，应当确保低碳替代产品或方案拥有平等机会，并与更广泛的气候和非气候政策形成互动、与气候目标形成统一；
S代表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意为稳定性原则：意为碳定价需要在稳定的政策框架内实施，且框架能够提供兼具一致性与可信度的强有力投资信号，且其强度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加；
T代表Transparency，即透明性原则：在碳定价设计与实施过程中需要保持透明；
E代表Efficiency and cost effectiveness，意味着经济效率：即应当确保碳定价设计促进经济效率、降低减排成本；
R代表Reli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integrity，即可靠与完整原则：碳定价时需要考虑可量化的方式减少对环境整体的负面影响。
设计有效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A：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一项政策工具。从全球来看，一个经济体在设计碳交易体系之前，必须决定其在全球和全国范围内希望碳交易体系在何种程度上对减排放做出贡献、本国经济脱碳的速度、可接受的减排成本水平、成本与效益的分配方式、是否应通过出售或拍卖配额增加财政收入、此收入的使用方式、碳交易体系及其协同效应应通过何种方式助推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通过量身定制碳排放交易体系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具体情况和需要。从研究领域看，可能的因素包括本地政策和目标的优先事项；选择碳交易体系而非替代性政策工具的动机；国家当前及未来的碳排放情况；现有的监管环境以及对市场机制的信心；经济体的规模、集中度、增长和波动；贸易和竞争力方面的关切；制度的优势与劣势；以及与碳市场潜在链接合作伙伴的关系等等。
A：根据国际银行碳排放交易实践手册所规定的相关要求，建设碳排放交易体系一共分有十个步骤，主要包括：
第一步，确定覆盖范围。确定将要纳入碳排放交易覆盖的范围；确定将要覆盖的气体；选择排放监管点；选择将要监管的实体并考虑是否需要设置纳入门槛；
第二步，设定总量。创建强有力的数据基础，以此确定排放总量；确定排放总量的水平与类型；选择设定排放总量的时间段，提供长期总量控制路径；
第三步，分配配额。明确匹配分配方法与政策目标；定义配额免费分配的资格与方法，随时间推移通过拍卖（或竞价方式）进行平衡；定义新入者，关闭企业和清除处理方法；
第四步，考虑使用机制。确定是否接受来自司法管辖区内部/或外部未被覆盖来源与行业的抵消额度；选择符合条件的行业、气体与活动；权衡对比自行构建一套抵消机制所需成本与利用已有抵消机制所需的成本；确定抵消额充的使用限制；建立监测报告核查和管理制度；
第五步，确定灵活性措施。明确关于配额储存的规则；设定关于配额预借和早期分配的规则；设定报告周期和履约周期的长度；
第六步，考虑价格可预测性和成本控制。构建市场干预的依据、确立与之相关的风险；选择是否进行干预，以此应对低价、高价；选择适当工具对市场进行干预；确定过程管理框架；
第七步，确保履约与监督机制。确定管控单位；管控单位排放报告的执行情况；审批和管理核查机构；建立和监督碳交易体系登记处；设计和实施处罚机制与执行机制；规范和监管碳配额交易的市场；
第八步，加强利益相关方参与、交流与能力建设。明确利益相关方及其各自立场、利益和关切；跨部门协调透明性决策过程，避免政策失调；设计相关群体协调的互动策略，确定形式、时间表和目标；设计与当地和即时公从关切产生共鸣的传播策略；明确和回应碳交易体系相关能力建设需求；
第九步：考虑市场链接。确定链接的目标与策略；确定链接合作伙伴；确定链接的类型；调整各自碳市场机制中的重点要素；完成和管理链接；
第十步：实施、评估与改进。确定碳排放交易体系实施的时间与流程；确定审查的流程与范围；评估碳交易体系，为审查提供支持。
实际上，虽然建设碳排放交易在理论上分为十个步骤，但很多工作在实践中也是同步开展的。
切实加强碳排放基础工程建设刻不容缓
A：排放总量设定是否有效取决于基础数据是否有效相关假设是否合理。及时收集数据和提升历史数据的可靠性都将有助于设计过程。同时由于配额涉及大量资源，配额决策可能成为备受利益相关方关注和政治讨论的争议性焦点议题。但不管如何，配额分配目标应清晰地阐明，且分配目标也会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
就拿中国来讲，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我国碳排放总量约为98.56亿吨，大数100亿吨，其中煤碳发电企业、工业企业、交通三大行业是碳排放的主要领域，如何在总量上控制，就必须把我国碳排放的数据基础、计量基础和分析基础做扎实。我国确定2030年要在2005后基础上碳排放单位强度减少65%，我们就需要对每个行业、每个地区的排放总量基数摸清家底。同时还要通过计量算出每年GDP增长中需要增加的碳排放量。
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末，前期八家试点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约为4.3亿吨二氧化碳当当量，累计成交额近100亿元。但由于各试点碳市场规则不统一、政府干预程度不一、碳配额价格差异较大等因素，因此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是以政府的顶层设计为依据，自上而下构建碳交易管控体系，构建统一的市场规则，明确统一体系下的各级主管机构监管职能，同时建立统一的标准化核算体系。尤其是统一的碳核算体系，将为最核心、最基础的、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一项基础工作。
另外，还需要考虑抵消机制成本，扩大减排激励机制至碳市场以外的行业企业。通过建立可运作的抵消机制，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碳抵消配额。比如我国前数十年强化的植树造林工程就是一项有效且有益的抵消机制。
A：习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指出，非百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到2030年将从现在15%提升到25%，风电、太阳能发电总关机容量将达12亿千瓦，我们预计，2060年在一次能源中，清洁能源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至85%，化石能源将缩减至15%，同时，在新能源汽车，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将会出现天量资金需求，这些资金需求的总量将很可能以百亿计，显然，这是无法单纯依靠财政资金来解决的，也无法仅仅依靠碳排放权的交易来解决。我们认为，绿色金融未来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领域，就是支持碳排放市场发展。从微观面讲，碳排放权一旦交易，就意味着产生了金融属性，未来在围绕碳排放交易层面可能出现的各类金融创新和衍生服务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些都有助于帮助社会实现碳资源的调配，帮助企业提高碳减排的内生经济动力；从宏观层面讲，碳排放交易只是排放权的交换，从机制上并不能实现整体性减少碳排放的目标。金融在帮助一次能源清洁化、交通设备新能源化、工业生产脱碳和电气化、城市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具有核心价值，这些都需要在伴随碳交易的过程中，由金融去逐步实现。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在2021年3月公布的报告中指出，2050年前，全球规划中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增加30%，总量达到131亿美元。按照中国碳排放量点全球约三分之一计，中国就需要大约283万亿的投资。最近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先生在一则演讲中指出，如果既无总量信息也无碳价格信息，是很难让社会资本下决心投资。因此必须把碳作是主要引导跨周期投资的金融市场，是主要用来引导中长期投资的市场，这也是我们未来碳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与作用所在。全国碳市场设立后，将逐步推出碳金融衍生品，如碳远期、碳期货等金融产品交易 ，推进形成多层次碳金融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