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需要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形成优化组合，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配合，而不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才能形成更加可持续的能源转型方式。
关于“双碳”工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行动方案。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过去一年里，中央层面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关于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相继发布，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建立了顶层设计，推行“双碳”的决心和必要性也取得了广泛共识，但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诸如“碳冲锋”、运动式“减碳”等认识误区。
在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今年“双碳”工作怎样推进？如何从政策机制、执行、考核等层面优化“双碳”工作？怎样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如何看待煤炭、煤电的角色定位？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
柴麒敏指出，推行“双碳”工作，一定要秉持长期主义，既要有战略定力，不能有风吹草动就摇摆；同时又要有战略耐性，需要一步一步做好谋划，逐步实现。
他指出，未来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需要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形成优化组合，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配合，而不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才能形成更加可持续的能源转型方式。

推行“双碳”既要有战略定力，又要有战略耐性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去年中央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此后也持续对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纠偏”，如何理解今年“双碳”工作的总体基调及推进节奏？

柴麒敏：其实“双碳”目标本身就是一项长期工作，跟中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进程是同步的，所以“双碳”很大程度是对中长期发展的一种引导。可能有部分市场和行业决策者觉得这个概念很热，追风口，随之导致了一些偏差和误区。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出来，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完全可以理解。去年开始，全球能源出现供需矛盾，能源价格上涨，这些不仅跟“双碳”有关，更跟世界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等都有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大家再思考和讨论“双碳”问题，也会更加理性。

在热烈的讨论中，我们也越来越回归到“双碳”目标的根本，即减碳不光是为了减碳，本质上还是要促进中国的发展。“发展”一直是放在中心位置的，包括我们制定长期战略，都会强调“发展”这个词。

中央对“双碳”工作的节奏定调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既“急不得”，也“等不得”。“急不得”是因为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中重化工业比重、煤炭消费比重仍然还比较高，很难短时间内扭转，如果说我们推行“双碳”的过程中需要“踩刹车”，可能用“点刹”比较合适。而“等不得”是指虽然一两年内无法完成，但并不意味着现在就不作为，恰恰现在要夯实很多基础。

目前关于“双碳”除了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之外，也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比如碳排放数据统计，公开渠道有来自于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非连续的）、国内外的各类数据库（如IEA、EDGAR），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足够权威的数据体系，才能够保证在做决策时是基于正确的信息基础。

此外，我们去地方、企业调研，经常听到反馈说都知道“双碳”非常重要，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所以，从政策机制、技术、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具体如何去做，需要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

因此，推行“双碳”工作，一定要秉持长期主义，既要有战略定力，不能有风吹草动就摇摆；同时又要有战略耐性，需要一步一步做好谋划，逐步实现。

激励和约束并重

《21世纪》：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这项工作是否将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柴麒敏：其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这也将是“十四五”期间总的基调，以强度作为约束性的目标，更多强调效率的改善，当然不排除可以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或者是一部分企业，在碳排放总量控制方面先行先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创造条件”，这包括多个方面，从制度设计，到统计数据，再到企业对这套制度的认识等。目前数据基础还比较薄弱，所以需要有一个先行先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形成好的经验，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及时做出调整和修正，才能够使这套制度在全国推行的时候，更加科学和精准。

我们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十四五”期间，碳排放总量还会有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受到管控的，总体上要符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节能等一系列目标。这样实际上是给产业提供了转型的机会，让企业稍微感受到一点压力，但并不会伤筋动骨。
《21世纪》：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这传递出怎样的政策导向？

柴麒敏：“减污降碳”已经扩展至“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以前我们在机制上偏重于约束为主，不符合条件的严格禁止，接下来在理念、方式上可能都会有转变，不符合条件的，但对推动发展有利的，通过政府“赋能”去做一些改进和调整，使其符合条件。

任何一种针对国家目标的分解方法，尽管背后有很多研究智库的支持，仍然会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做五年规划目标的地方分解，很难完全预见未来五年的发展，所以主要还是依据过去的情况来制定未来的目标，难免会有一些不科学、不精准之处。要对分解方法进行持续的改进，顾及不同地方具体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及国家对其战略定位等，分类对待。同时，分解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从国家分解到地方，地方也要根据自身情况去评估有怎样的发展预期。

此外，我们要转向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更好地结合的方式，我们不仅有碳市场，还有绿电交易市场，排污权市场，用能权市场等，其实已经有了很多尝试，未来还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弹性。这对地方有怎样的影响？

柴麒敏：现阶段我们面临复杂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地方要发展经济，项目有建设周期，如果逐年考察能耗强度目标，往往缺乏弹性和灵活性，可能导致地方在某些年份压力较大。现在提出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地方可以实现相对长期的布局，使项目建设的目标之间相互协调，这相当于给予了地方一定的自由度和回旋余地，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调整。

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应形成优化组合

《21世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2021年能源消费总量52.4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5.2%。煤炭消费量增长4.6%。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0%，比上年下降了0.9个百分点。怎么评价去年煤炭消费的表现？

柴麒敏：去年全球的情况都比较特殊，包括之前在能源转型中走得比较快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煤电消费也出现了正增长。我们可能需要放到一个相对更长的周期内来对此做出评估，才更有启示意义，就好比2021年的经济增长会统计两年平均增速。

另外，并不是说要实现“双碳”目标了，就不发展煤炭了。煤炭消费分不同的结构和层次，根据我们最新的研究，我国的煤炭大约55%左右用于发电（约23亿吨），5%左右是散煤（约2亿吨），比如农村炊事、采暖用煤，剩余的是工业用煤，如钢铁（约7.6亿吨）、水泥（约2.8亿吨）、煤化工（约2.8亿吨）等领域，用作燃料或原料。

现阶段根据我们对山西、内蒙古等地的研究，一般会建议一是尽量降低散煤的消费，比如过去几年的煤改气、煤改电，当然要兼顾到经济性和老百姓的接受度；二是工业生产中的燃煤效率较低的锅炉、窑炉等，可以通过减量或等量置换等政策，用高效率的工业锅炉来进行替代，提高燃煤效率。

再说到电煤，中国的燃煤发电机组总体上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在2030年前还会有适当的增长，并且未来增加的这部分机组还将持续发挥作用，甚至可能成为新能源增量投资的“入场券”。在储能尚未大规模发展的情况下，未来要增加风电、光伏等不稳定的新能源比重，需要调峰、调压、调频等辅助性的服务功能，从经济性的角度考虑，需要有一些煤电的灵活性改造来满足需求。

如此一来，煤电的定价机制也将随之改变，煤电可能是在某个时间段、电力出力较少的时候才提供服务，但因为它承担了调峰、调频、调压以及提供系统容量支撑和转动惯量等方面的功能，保证了整个电网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理应给它相应的补偿，即相对较高的价格。所以，未来煤电并非一定每年要发够4000多个小时才能盈利，可能发1000多个小时乃至几百个小时也能盈利。

在当前的国际能源形势下，新能源可能会迎来一个发展的高潮，同时传统能源也不能偏废。未来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需要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形成优化组合，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配合，而不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才能形成更加可持续的能源转型方式。

技术突破能让很多困难迎刃而解

《21世纪》：新能源的发展需要储能作为支撑，有观点以光伏的发展经验来类推，认为未来储能成本同样将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但也有观点对此并不乐观，你怎么看？

柴麒敏：储能现在总体上还没有到规模化发展的阶段。参照其他行业，规模化发展前都会有一些征兆，比如可再生能源，2005年起我们有了可再生能源立法，有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办法，有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行业由此迎来了15年的黄金发展期；新能源汽车也是在有了补贴、双积分等政策之后，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储能如果要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发展的阶段，首先同样需要一些保障政策，比如储能电价的定价机制，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等。

另外，从技术和产业发展本身来看，目前储能的整体技术路线尚未十分明确，未来究竟选择什么技术路线，化学储能能够扮演多大的作用，储能成本如何有效降低等，这些都需要科研界和产业界共同的努力。

所以，我对储能的态度是谨慎乐观。储能的发展潜力空间非常大，但需要从政策、技术研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发力，将各方因素聚合起来，形成安全、可靠、成本可控的技术解决方案，创新的商业模式，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和盈利能力的企业，最终形成成熟的储能市场。
《21世纪》：技术突破是否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柴麒敏：对，包括在整个“双碳”推进的进程中，最有力的解决方案还是科技创新，当真正的突破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很多问题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创新驱动才是实现“双碳”的王道，而不是让企业限电限产、老百姓节衣缩食。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主要的经济体量都是相对比较低碳的、高附加值的，单位能源的投入能够产生较高的经济产出，那么我们的碳强度就会降下来，碳排放总量也随之企稳。

“双碳”是为了让经济更高质量发展，为了老百姓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而不是相反。所以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强调“做加法”，建立起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包括绿色低碳的技术体系、政策体系、商业体系、消费体系等。

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现阶段将绿色低碳技术与数字智能技术相结合，将释放出巨大的潜力，真正能够给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插上两个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