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绿色金融国际化，应在相应的平台上进行交流与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分享经验、寻找路径，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在支持绿色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持续推进自身绿色低碳转型。”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环境与气候风险，全球绿色金融融资缺口正加速上涨，依靠政府或者金融机构的推动，已经无法满足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环境与气候风险敞口逐渐演变成全球金融的风险敞口。

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掀起“签署国际倡议”的热潮，纷纷加入赤道原则与负责任银行等国际倡议，绿色金融日趋国际化。

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殷红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双碳”目标提出以来，中国金融机构纷纷采纳“负责任银行原则”、“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相关的国际倡议，表明我国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在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我国不仅参与其中，还贡献了经验和实践。

“我国的大多数银行可能同时签署了赤道原则与负责任银行原则，并声称支持这些原则，但在实际的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个别银行并未按照原则的模式来开展工作。”盟浪可持续数字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院长李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

“签署国际倡议仍然具有一定约束力”，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个别金融机构在实际执行倡议的过程中，确实还没有达到每个细节足够符合规范的程度。不过，若其在签署倡议后又未遵照，或将导致名誉受损。

金融机构掀起“签署国际倡议”热潮

李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目前国际主流的绿色金融相关倡议与标准包括赤道原则（EPs）、负责任银行原则（PRB）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和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CFD)等。

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是参照国际金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与指南建立的一套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自愿性金融行业基准。

据盟浪研究院统计，截至2022年7月，38个国家的134家金融机构正式采用赤道原则。国内共有9家银行采用赤道原则。

PRI的前身是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致力于发展更可持续的全球金融体系。该组织鼓励投资者采纳六项负责任投资原则，通过签署该原则，签署方承诺在做出投资决策时遵循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 ）议题的相关标准，并鼓励所投资的公司遵守和践行ESG的要求。

截至2022年4月10日，全球范围内共有4935家机构签署了PRI，其中投资管理机构3739家，资产所有机构384家，服务供应商512家。中国内地共有97家机构签署了PRI。

由UNEP FI牵头制定，于2019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全球132家首批签署行的资产总额超过4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银行业资产总规模的三分之一。

截至2022年3月9日，全球采纳PRB的银行275家，资产总额7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银行业资产总规模的45%，国内共有15家银行采纳PRB。

“我国的大多数银行可能同时签署了赤道原则和负责任银行原则，并声称支持这些原则，但在实际的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个别银行可能并未按照原则的模式来开展工作。”李文向21世纪经济报道透露，所有参与负责任银行原则和赤道原则的机构，都是自愿性地遵守原则，由此导致强制性不足的情况。

鲁政委也表示，国际组织多为一些自律性组织，达到其要求即可申请加入倡议。不过，这些原则和倡议仍然具有一定约束力。“被公众发现没有遵守倡议原则，进而造成声誉受损——这是金融机构不愿看到的。”

中国央行发起设立央行绿色金融网络

以联合国和G20为代表的全球组织，担负起推动绿色金融全球发展的重任，积极推动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法规与标准的实施。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首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成立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并发布《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

2017年，由G20组织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 下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 (TCFD)，发布了适用于所有产业的气候与环境信息建议披露指引，并针对金融业以及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转型影响的非金融产业分别制定了补充指引。

在银行业，TCFD可以为银行提供框架，方便银行向投资者、贷款人、持票人和其他持证人提供相关资料，提高投资信息透明度。同时，在就气候相关数据披露前，银行需要完成一系列的工作如碳审计等以符合相关的建议规定，银行也可借助框架有系统地识别潜在的气候相关风险，从而对相应的方向进行相关缓减和管理。

据盟浪研究院统计，截至2021年12月，工作组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2600多个组织的支持，包括1096家金融机构，其资产管理规模达194万亿美元。中国有以工商银行为首的38家机构宣布支持TCFD，其中金融机构达22家。

2017年12月，中国央行参与发起设立了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这个网络正在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平台之一。

NGFS研究工作组主席、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时介绍，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内，NGFS成员已扩大到代表五大洲的90多家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观察员机构，推动了一系列与绿色金融相关的政策共识。

据介绍，NGFS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对宏观金融稳定、微观审慎监管的影响，旨在强化金融体系风险管理，动员资本进行绿色低碳投资。

绿色金融国际化并非一味跟风和单向约束

绿色金融国际化也是中国央行绿色金融框架的“五大支柱”之一，要真正做好绿色金融国际化，金融机构需做好哪些准备？殷红表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成效显著，中国机构除加入国际组织和倡议外，在做好绿色金融国际化方面，还应积极关注金融监管、国际标准的最新趋势，并积极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

李文认为，绿色金融国际化并非一味跟风和单向约束，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引领角色所做的正向努力。但是在当前“签署国际倡议”的热潮下，金融机构也应立足本土，积极推动转型经济的发展，转变自身理念，做好战略规划，以进一步迈向绿色金融国际化。

她进一步提到，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年度报告》“国际合作”一章所介绍的G20绿色金融工作组、NGFS、GIP、BRBR等一些国际合作机制，都是中国参与发起的国际绿色金融相关平台。这些平台在积极促进国际绿色金融合作、解决合作与发展过程中的难点问题上，皆发挥了重要作用。

鲁政委也表示，近年来中国的经验和做法也越来越多地为海外所借鉴，如通过政府推出一些标准来引导绿色发展。其中，欧洲相关产业目录便借鉴了中国做法。

此外，相关环境信息披露数据的可获得性也十分重要，目前在国内外都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善，在鲁政委看来，赋予行业参数是推动金融机构环境信批指标接轨国际的方法之一。

“我国相关统计部门可以为一些重要行业，按照其行业平均值赋予一个参数，以这基本可用的数据作为碳核算的参照数据。虽此举未能达到自然科学上的精准，但在数据的可用与保密之间，能达成一定的平衡。”鲁政委表示，在当前环境信息披露数据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仍需注意在国际间进行数据颗粒度的协调，推动形成国际共识。

此外，殷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中国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国际化过程中，还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要积极关注金融监管的最新趋势。当前包括巴塞尔委员会、主要经济体以及我国央行都一致认为，气候风险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应纳入监管框架。以巴塞尔委员会为例，其已专门成立气候风险高级别工作组，负责推进气候风险监管工作，且已出台相应的文件。我国以及欧盟、英国、美国等一些主要的经济体，也相应地在积极推进将气候风险纳入金融监管框架。由此，金融机构应该高度关注这一监管趋势，根据此趋势的相关文件，构建自身的气候与环境风险识别能力、风险管理制度以及管理体系，有效防范气候与环境风险。

二是要高度关注国际标准的最新趋势。以金融机构环境与气候信息披露相关标准为例，目前国际上相应的标准和准则较多，侧重点各有不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基金会发起了国际可持续发展理事会（ISSB），其以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CFD）为框架，将相应涉及气候、环境、ESG、社会责任、可持续等议题的准则和标准，纳入到同一个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中。该组织当前正在征集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意见。作为金融机构，需要高度关注国际相关准则的最新趋势，并将相关标准、指标逐步纳入信息披露实践，并根据准则积极完善自身的绿色金融体系。

三是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首先，以工商银行倡议发起的“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BRBR）为例，去年该机制下成立了绿色金融工作组。在疫情期间，仍坚持召开了三次“一带一路”沿线银行会员研讨会，组织了三次培训，并形成了绿色金融发展的案例集。其次，工商银行牵头中英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自2018年以来，试点范围从10家扩大到20家，并制定了试点披露框架，试点金融机构也积极进行了环境信息披露。在此实践基础上，为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标准贡献经验。此外，工商银行参与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并牵头GIP的第一工作组。该工作组目前主要有两项成绩，一是研发了环境与气候风险识别工具（CERAT），该工具目前已覆盖碳排放、污染物、生物多样性以及水风险等多种风险因素，且覆盖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多个重点行业。这一线上工具免费供金融机构使用。二是起草了一个转型风险报告，目前正在修改过程中，近期将会发布。

“做好绿色金融国际化，应在相应的平台上进行交流与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分享经验、寻找路径，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在支持绿色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持续推进自身绿色低碳转型。”殷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