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协调角度来看，王信指出，这可提高政策有效性，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而绿色政府债券是财政、金融政策共同发力的重要结合点。“激励”一词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有关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讨论中被多次提及。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指出，“所谓市场的办法，就是强调激励机制的重要性，也就是奖惩的重要性。激励机制能够引导未来大量的投资，使大家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虽然有不同的算法，但资金缺口还是比较大的，这就需要激励措施，激励连接着碳配额，碳配额连接着碳排放市场。”

与此同时，一份名为《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激励约束与相关金融风险防范》的报告于峰会期间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解读报告时也表示，“财政、金融政策的激励非常重要”。

上述报告提及，“财政政策激励”可通过政府的公共投资、政府补贴激励及政府采购激励等支持绿色低碳发展；“金融政策激励”更多是基于央行角度，引导市场主体更多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如相关的金融政策工具，包括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等。

“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支持是必要的，其空间和力度与碳价关系密切。”王信表示，如果碳价偏低，可能需要更多央行政策激励；反之，如果碳价比较合理，能够更好地发挥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

从政策协调角度来看，王信指出，这可提高政策有效性，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而绿色政府债券是财政、金融政策共同发力的重要结合点。

我国四领域转型金融标准正在制定中

为何要推动转型金融发展？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认为，虽然过去几年绿色金融取得了长足进展，包括中国绿色信贷市场规模已达到20万亿元，但绝大部分投向了所谓的“纯绿”和接近“纯绿”的项目，如各种新能源等，因此基本没有支持高碳企业向低碳的转型。

据马骏测算，目前“纯绿”的经济活动约占GDP的10%。“理论上，‘不绿的（经济活动）’占GDP的90%，这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未来必须向低碳、零碳转型，因此要有一套政策框架来引导社会资本，尤其是私营部门的资本来参与到转型经济活动中，这也是关于G20为什么要制定转型金融框架的大背景。”马骏说道。

在转型金融标准方面，王信表示，目前国际社会对其目标、支持范围、保障机制等内容已达成初步共识，但对概念、支持服务对象等还存在若干分歧。

“现在人民银行正在组织制定钢铁、煤电、建筑建材和农业四大领域的转型金融标准，之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大转型金融标准制定的领域。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相辅相成，可有效衔接。完全可以把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的经验用于转型金融标准，现在各项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将适时就上述转型金融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王信在峰会上介绍了我国制定转型金融标准的最新进展。

另一方面，从资金投入角度来看，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Lord Adair Turner指出，每一个类型的国家面临的挑战都有其独特性，国内的储蓄可能会填补一部分资金，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使国际资本流入来支持绿色化发展。

在引入资金的过程中，多边开发银行或将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对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融资挑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提出，要把所有的资本承诺额，以及实际到位的资源，通过多边开发银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Lord Adair Turner进一步表示，这是一种创新的方法，能够分散并吸纳风险。

连接全球碳市场或可缓解融资难

对于全球碳市场建设的探索，也是本届外滩金融峰会的热点议题。周小川认为，通过可控连接全球碳市场，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力量可通过购买其他市场上的碳配额、碳减排抵免或者碳信用，一部分实现金融的融资转向。

国际上碳市场分为两个市场，分别是自愿碳市场和强制碳市场。对此，渣打集团行政总裁、B20金融与基础设施工作组联席主席Bill Winters建议，自愿碳市场和强制碳市场可实现互联互通。

“一方面有规模很大的自愿碳市场，可能有几百乃至上千亿美元进入到本来无法获得融资的项目中去。此外，两个市场的互联互通，包括中国和欧洲之间市场的互通，还可提高透明度，可以看到各个政府把碳定价纳入到决策中去”。Bill Winters进一步表示。

去年7月，欧盟委员会推出“碳边境税”征收计划，今年6月欧洲议会表决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案，欧盟将对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水泥、铝、化肥、钢铁等产品征税。

在周小川看来，欧洲决定实施的碳边境调节税应该返回到发展中国家碳市场，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进行减排，以及对森林和土地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