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风险持续增加，世界各国对于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意愿进一步加强，全球绿色经济发展迎来了更强的动力。事实上，尽管今年全球绿色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今年俄乌冲突影响下，全球能源危机的加剧也给全球经济绿色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中国银行研究院分析指出，俄乌冲突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剧了全球能源供给紧张问题。国际能源署指出，当前的能源危机将比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影响也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刚刚开启大幕的全球绿色转型恐将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能源危机放大全球绿色转型的紧迫性，但能源绿色转型并非“一日之功”。从技术层面看，解决当前的能源危机，关键在于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加快向绿色可再生能源过渡。但全球绿色转型本身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实现能源转型需要较长的周期。另一方面，一味追求能源绿色转型在短期内可能加剧能源危机，进而引发全球经济衰退。能源绿色转型需要依托安全稳定的能源供给环境。过去几年，全球各国在推动能源转型的同时，普遍压降了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投资，忽略了传统能源在维护能源转型安全方面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球各主要国家依然致力于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但由于俄乌冲突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在今年出现了显著上涨，并且当前可再生能源并不能提供持续稳定的能源供应，这导致美欧等重新增加了对煤炭等高碳排放能源的使用，相关能源政策也出现了调整。世界多国都出现了能源绿色转型放缓的趋势，这也是各国在平衡绿色能源发展以及维护能源供应安全之间做出的抉择。

“2022年，绿色低碳越来越成为国际合作的前沿要素，但全球绿色经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和转折，其标志性的事件是欧洲今年因能源危机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能源问题对欧洲绿色发展进程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颠覆性影响，并进而改变全球绿色发展格局。同时，今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在落实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损失补偿与气候行动支援上达成了重要成果，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集中发声是绿色经济实现全球化的突出转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锦涛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刘锦涛认为，从多种标志性事件可看出，当前全球绿色经济发展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欧洲脱碳进程减速，全球绿色发展重心向东移；二是随着气候行动中的利益分化，各种代表特殊利益的“气候联盟”将会形成，成为国际性组织的“最小公倍数”；三是绿色经济的制度型开放优势开始凸显，相比于要素流动和资源竞争，各国寻求绿色标准、规则、框架层面的开放和合作，其成本收益比将会更高。

具体而言，刘锦涛表示，首先，欧洲在今年春季爆发了近年来最为严峻的能源危机，对21世纪全球绿色转型的整体目标造成影响。缘于化石燃料进口成本的迅速攀升，加之国内清洁能源尚未能覆盖足够的能源消费需求，欧洲今年的能源安全问题和能源独立问题极为突出，从而使得欧洲各国绿色发展目标受到不同程度的推迟，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纷纷开始宣布重启燃煤发电或推迟脱煤进程，欧盟碳中和目标与绿色转型过程遭遇了21世纪至今最大的变数，极大地影响了欧洲脱碳趋势乃至全球绿色经济局势。随后，能源危机还进一步引发欧美国家通胀，欧洲央行在今年下半年连续开展了近乎史上最大幅度的加息，令欧洲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风险。

其次，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近期达成临时协议，明确建立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而碳关税可能会成为开启发达国家气候俱乐部的钥匙，通过碳关税同盟令发达国家气候利益最大化。但从COP27的谈判进展可以看出，气候利益的分化正在加剧全球绿色经济局势中的国际矛盾，发展中国家正在越来越重视气候问题下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合作。部分学者认为，随着气候合作在国际合作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转型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展开合作的“最大公约数”。那么随着气候问题上的国际利益分化，可以预见的是，发展中国家不仅会不断针对气候问题集中发声，也会逐渐建立起类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者金砖国家等形式的各种“气候联盟”，代表共同的、针对性的气候利益，成为国际组织中的“最小公倍数”。

最后，从未来趋势来看，在全球绿色经济中较为核心的气候经济、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的国际合作中，寻求标准、规则、框架层面的开放与合作具备更为显著的竞争优势。

刘锦涛表示，随着绿色金融推动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共识，绿色标准的趋同是实现国家之间绿色制度型开放与合作的基本条件。同时，绿色制度型开放越来越要求通过扩大规则和标准的开放，逐步实现“绿色全球化”，这使得绿色发展本身不会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通过产品出口贸易的方式所开展的对外开放。由此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寻求绿色制度型开放将成为占据全球绿色经济与产业分工优势地位的重要基础，认可一个国家的绿色规则，与认可一个国家的绿色产品和服务，具备同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