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30年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十年。如何平衡转型与发展，实现可持续、包容性低碳转型，成为一个重要命题，特别对于山西、内蒙古、四川等能源生产和消费重点地区，找到合适的路径、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尤为迫切。
“地方是低碳转型的主战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优势特色，积极探索差异化低碳发展路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夏祖义在近日召开的“2024地方低碳转型研讨会”表示，这不仅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更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公正转型”：使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最小化
低碳转型并非简单一转了之，多位业内人士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绿色转型以及相关投资已经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投资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未来30多年，绿色低碳领域投资潜力可达到140万亿元到2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要统筹好能源转型与经济增长、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要贯彻“先立后破”的总方针，通过政策创新为动能转换护航。
“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对诸多包容性挑战，包括经济发展如何与化石能源顺利脱钩、高碳产业转型如何取得资金支持、相关弱势群体的福祉如何在转型过程中得到保障等。”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表示，因此，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政策设计需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创新发展的双重作用，地方政府提出的目标任务、实施的路径措施关系着国家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和步伐。
对于这一问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模拟技术中心副主任张伟提到了“公正转型”的概念，他表示，如果从全国看，2017年至2020年，北方“2+26”城市农村散煤治理改善了空气质量，保定、邯郸、衡水等城市承担了约40%的经济成本，却只获得了约20%的“健康收益”。承担较少治理成本的大城市如北京和天津却享受了更高比例的“健康收益”。
关于“公正转型”的讨论一直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解释，“公正转型”的本质是将低碳发展的环境目标与公平正义的社会考虑相结合，核心是利益相关方公平分担转型的成本和收益，目标是使社会、经济和生态机会最大化，使经济成本（如化石燃料部门收入减少）、社会成本（如失业）和环境成本最小化。
具体来看，各国在“公正转型”问题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主要强调如何创造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以及转型发展的经验分享，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就业和社会稳定，以及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国际援助和转型发展的能力建设。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低碳转型时间短、任务重，同时面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需要‘公正转型’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转型工作。”WRI北京代表处可持续转型中心研究员鹿璐谈到。
“无限风光在地方”：地方实践中的新方案与新机遇
具体来看，受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不同，不同省市面临的转型压力也有所不同。夏祖义鼓励各地区勇于尝试，大胆创新，为全球低碳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交流中心主任李莹介绍了煤炭大省山西的转型经验。“山西省在煤炭转型过程中，政府和煤炭企业都有保障煤炭行业冗余人员安置的积极探索案例。”李莹谈到，政府已经在多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如出台相关政策、明确相关资金来源等。企业层面，通过建立创新创业平台、成立人力资源公司、发展非煤产业等措施，煤炭企业也为煤炭工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同时，金融机构也在提供相应保障，如支持转型的金融工具创新、山西低碳和包容性农村发展、助力净零碳排放技能提升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潘家华看来，在发展零碳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农村等地有望迎来进一步的发展机遇。“当前，我们需要从生产到消费终端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零碳产业体系。零碳能源的产业体系不可能集中在大城市，而是相对分散的，特别是零碳能源的建立安装，只能是在农村、在地方，因此产生的效益、增加的就业也都在地方，这是地方转型发展的机遇所在。
”潘家华建议，要将乡村重新界定为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零碳能源的生产基地。他表示，农户通过安装风光发电设备而增加了经济收益，是民生福祉的改善，是地方低碳转型动力机制所在。
“成本分担”：探索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机制
谈及公平的“成本分担”，一个关键就是资金支持。北大国发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副主任何晓贝表示，包容转型的核心在于实现公平的“成本分担”，而资金机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
“从国际经验来看，转型金融框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嵌入‘公正转型’因素，更主要的是政府主导的资金安排，尤其是财政资金、慈善资金、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资本共同参与的‘混合融资’机制。”何晓贝认为，在中国特有的情景下，包容性转型的焦点应当是典型地区（例如山西）的经济和财政面临的挑战。为实现这一转型，需要精心设计中央财政支持机制，并结合混合融资策略让部分资金承担更高的风险、从而撬动私人资本，共同推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其中，财政政策方面已有一些相应政策。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资源环境和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陈少强谈到，中国财政政策中有许多虽然不直接称为“绿色”但实际上是支持绿色的政策，包括与环境相关的绿色税种稳步上升，政府绿色采购名录不断扩大，转移支付绿色化标识不断推进，地方绿色转型试点不断深化等。
“未来，需要根据地方财政和居民收入，动态调整中央和地方补贴，并建立跨区域补偿机制或农村清洁能源基金，对低收入地区提供补偿；另外，可融合屋顶光伏、自愿减排碳交易、乡村振兴等政策，降低农村居民清洁取暖成本，缓解弱势群体的成本压力。”张伟表示。
在金融支持方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授信管理部副总经理陈晖萌认为，面对碳中和转型下巨额的投资资金需求，商业银行有必要、有责任去支持低碳转型。然而，由于就业培训等公正领域的投资往往不具有盈利性质，银行在将其纳入战略和信贷执行过程中都面临挑战。她呼吁未来政策制定者能在“公正转型”的标准、披露、激励政策上给予银行更多的指导与支持。其中，信息披露机制被视为重要的政策基础。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可持续投融资部门总监李晓真认为，在“公正转型”资金机制的设计中，信息披露可有效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公正转型”。“中国财政部和三大交易所近期出台的相关披露准则都要求企业按照‘财务重要性和影响重要性’的双重重要性原则进行披露，其中影响重要性的范围不仅包括企业运营的直接影响，还包括上下游价值链有关的影响，这将成为推动企业层面落实‘公正转型’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