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绿色税制。财税制度已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本手段，绿色预算可成为全球各国落实政府责任与刺激绿色资金投入的有力规划工具，有利于使绿色发展目标与财政资金高效利用相统一。
本文分享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中国代表处合作共同撰写的《中国绿色预算发展前景研究》报告，回顾制定绿色预算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的做法进行比较，分析中国实施绿色预算的可行性，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附件：
the prospects of green budgeting in china overview.pdf
1、完善绿色预算制度，协调
绿色财政政策与绿色金融政策
气候变化已成为日益严峻的国际问题，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2015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共同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旨在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以彻底、综合的方式推动变革与转型，引领全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过去的几年里，新冠疫情、地区冲突、粮食安全以及极端气候等多重危机警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迫在眉睫。然而由于疫情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推动绿色发展的紧迫任务为各国带来了更大财政压力。有限的财政资金和日益增长的绿色发展需求对各国完善预算制度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统筹兼顾经济、生态与环境效益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绿色预算可成为全球各国落实政府责任与刺激绿色资金投入的有力规划工具，有利于使绿色发展目标与财政资金高效利用相统一，正越发受到各国政府重视。
中国倡导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旨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2020年9月，中国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也对化石能源替代、新能源装机量与森林蓄积量提高等提出了相关具体目标。
据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估算，从2021到2050年，中国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需求总额将达487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30年，中国需在该领域年均投入超16万亿元，其中财政资金年均投入在万亿规模，并负有撬动社会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清洁交通、绿色建筑和低碳制造等领域的责任。[1]
公共资金的杠杆作用是撬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基本保障。全球低碳转型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然而绿色行业面临诸多融资壁垒。绿色预算工具的应用可以有效发挥公共资本的杠杆作用，推动公共资金精准流向能够撬动社会投资的领域，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本撬动或“挤入”社会资本，降低运营中的信用、市场、声誉、环境等风险，加快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和绿色转型。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和绩效考核目标为私人资本提供了相关投资信息，能够有效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2]
不同绿色项目的收益率存在较大差异。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当前已较为成熟稳定，收益率较高，大量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运营；而环保类、生态保护修复类、气候适应类等项目类型则大多尚未形成清晰的收益回报路径，仍由财政资金主导。对于两类不同的绿色产业，财政与金融在其中的角色并不相同。完善的绿色预算制度有助于划清财政和金融的边界。如果二者目的与边界划分不清晰，则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便难以发挥，容易导致私人部门挤出，也将影响政府服务功能，加剧政府财政负担。
通过绿色预算制度的完善加强绿色财政政策与绿色金融政策的协调，有助于形成政策合力，为市场的培养和发展拓展空间，将投资机会和风险让渡给市场，促进绿色产业规模化发展。
《中国绿色预算发展前景研究》分析回顾了制定绿色预算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的做法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中国实施绿色预算的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的建议包括明确绿色预算在国家整体财政政策设计和发展规划中的定位和角色，定义符合预算目标的“绿色”标准，完善绿色预算相关法律与方法学基础，将“绿色”的覆盖范围扩大到预算全过程，并采用试点的方式完善绿色预算的方法学等。
